在众人眼里性格内敛、寡言少语、面容清癯的秦兆阳，在五十年代的那个多事之秋，曾经在文坛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成了一个万众瞩目的人物。
　　他1916年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贫寒的乡村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性格就很倔强，因此乡亲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板大先生”。他说自己有“呆气”、“板气”，“又硬、又呆、又傻、又怪”，“傲视一切富有的人和势利眼的人，傲视金钱，甚至傲视一切的人情礼俗”，“对失败和挫折基本不后悔”。
　　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时，他的书桌上有一字幅，写着“毁誉不计，荣辱自安”八个字。他的书房里挂着他自己书写的一副对联：“犹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岂由之。”这正是他的人格和襟怀的写照。
　　这是众多知名作家、编辑家眼里的秦兆阳，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描述出一个有血有肉、深烙时代印痕的一代文学家、编辑家！

　　我在五十年代读过秦兆阳描写农村新生活的散文，但反右以后，他就从文坛上销声匿迹了。
　　前年冬天，我因有事相托，打听到他的地址，便不揣冒昧地叩门求见了。他住在北池子一所一般居民住的那类四合院里，这天又是雪又是雨，院子窄小而泥泞。邻人指点说，他住在后院南屋，我轻轻敲门，秦兆阳同志应声开门，先是一怔，继而把我让进屋里，又沏了一杯热茶举放在我面前，这才问：“你……？”我只能自我介绍了：“我是新闻记者，采访了一个故事，故事中的女主人正在吃苦作难，她需要你的帮助。”
　　“我的帮助！我能帮助什么呢？”
　　我开始讲我的故事，起初他并不专注听我讲，因为他正在伏案写作，他的思绪显然还没有从他的故事中解脱出来，不一会儿，我的叙述便将他吸引住了。
　　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一位很有才华的同志被错划为右派，改正后的一年零三个月又愤然自杀了。他自杀的原因是他敢于根据三中全会精神提出一己之见，批评不正之风，指名道姓，毫不留情。正是这一点，触怒了他的顶头上司。这位顶头上司有个逻辑，批评领导，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党。死者曾被这种荒谬的推理错划为右派。现在，死者的品格作风一如既往，他的顶头上司的逻辑也一成不变。于是，悲剧又重演：这位上司给他定罪说：“他的右派问题虽然改正了，但右派立场没有变，右派毕竟是右派，这种人和共产党是不一条心的。”继续刁难他、孤立他、迫害他，致使他无法工作、生活。他要一死相抗，要以自己的七尺之躯，去撞断四化征途上的“绊马桩”。他给中央留下万言遗书，遗书开头引用了唐人的诗句：“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遗书最后大声疾呼：“要选贤用能！”
　　死者的妻子是一位女演员。他们邂逅相遇，一见钟情。这位自小孤苦，文化不高，在风尘中流落多年的女演员，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就在死者打入“另册”的情况下和他结了婚。她也因此被剧团除了名。夫妻俩受尽人间苦难，文化大革命中，又双双逃到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隐名埋姓，流浪行乞，直到死者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
　　“你是编故事还是真有其人其事？”
　　死者是河南省商丘县人民银行的干部吴杰，他的妻子是安徽省坠子剧团演员陈元萍。那位顶头上司就是县人民银行副行长盖书文，他已被撤职并开除出党。只是陈元萍现在生活无着，十分凄苦，按照政策，她应该回到剧团，但阻力很大，困难重重。这时，我才说明我的来意，我说，我知道你和安徽文联主席陈登科很熟，想请你帮忙联系，为她落实政策，使这位女演员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秦兆阳同志坐在他书桌前的圈椅里，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他一动不动地听我讲完，眼里噙着泪。我等待他的回答。窗外无声无息的飘着雪花，屋里的气温一点点下降，因为主人忘记绐炉子下煤。秦兆阳同志怕冷似的站了起来，在屋中央搓着手来回踱着。他说：“这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故事。很多人以为很多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没有那么容易。极左思想是一种顽固症，要治好它，得反复多次，反复中要付出代价，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极左路线的冲击，出来工作后，又用极左的一套对人对事，不要说公然抵制三中全会精神，就是用十七年的老眼光衡量当前的是非曲直，也会和中央的精神相悖逆。”他劝我先把故事写成报告文学，托他帮忙的事，他说那是义不容辞，不过，他要打听一下陈登科同志现在在哪里。
　　三天以后，我送去报告文学，题名为“眷恋”。他不在，我留下稿子，附了一张便条：“我写得很不好，但写得很诚实。”
　　第二天我一上班，秦兆阳同志打来电话：“稿子我看了，文学性差些，但故事很感人，也很有思想，不过，你要立即来一下，因为我几乎一夜之间找到了陈登科。”
　　我到他那里时，他已经给陈登科同志写好信，用工整的毛笔字写了两大张。他告诉我陈就在北京，不知躲在什么地方写稿，叫我一定找到他，一定把信交给他。信中写道：“有一件事万分恳切地拜求你，不是我自己的事，是你们安徽省的女演员陈元萍的事，如果你能出把力帮助解决她的困难，那我就万分感激你，比我自己得到你的帮助还要感激你。”
　　“既然不是我的事，而我又与陈元萍素不相识，为什么我要如此恳切地拜求你呢？只因为我看了一位记者写的报告文学，了解到陈元萍十分令人同情，使我觉得，如果我不尽所能帮助这位女同志，那就使我终身感到惭愧，因此，我拜求你……”
　　一封信中用了好几个“拜求”，交信给我时又加重语调说：“见了老陈就说我跪求他的帮助。”
　　我不是通过文艺机构，也不是通过文艺界人士而找到陈登科同志住址的。这是一个偏僻胡同的一个很不显眼的招待所。可见他躲避熟人、躲避热闹场面写作的苦心了。但传达室老头矢口否认陈登科住在这里。他是个聋子，我说的事他听不清也听不懂。这样纠缠半个小时，我急了，放开嗓门，冲着他的耳朵，用最简单的话叫道：“你去给陈登科说，秦兆阳有信给他，托他为一位妇女伸冤，今天不见他我不走。”“为妇女伸冤”的话似乎打动了他，他踉踉跄跄、七拐八弯进到后院去。不知是请示他的上级、还是征求陈登科同志的意见？不一会儿就出来招手叫我进去。他带着我嘎嘎吱吱上了二层楼，在一间普通的房间里看见陈登科。他面前一叠稿纸，烟缸里堆满烟蒂，两眼布满血丝。一看这情景，我立刻为打扰他而感到不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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