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1955年3月生，上海市人。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自1984年以来，共出版《西方法学史》《英国法律发达史》《中国法学史》（2000年两卷本、2006年三卷本）、《比较法学史》《20世纪日本法学》《法律文化史谭》《律学考》《西方宪法史》《西方民法史》《法律移植论》等专著及合著；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一百六十余篇。
　　曾于1988年4月至1989年4月、1993年4月至1994年10月两次赴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进修法制史。
　　1992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1997年1月起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
　　1999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2000年4月起任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
　　2009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

　　《中国法学家访谈录》是一部当代法学史作品，采用当事人访谈的方法，通过对亲身经历或接触过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和文献的当事人进行采访，根据其回忆描述，再现以往社会生活的原貌，以抢救新中国法律、法学发展的活的史料。《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3卷）》分为十卷：第一卷，采访的主要是1935年之前出生的法学家；第二卷，主要访谈1948年之前出生的法学家；第三至第十卷，主要访谈1949年至70年代期间出生的法学家。

　　我的几个志愿都是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因为已经有家室了，我需要一个就在家门口的高校。当时尚没有重点大学的意识，就连大专与本科的区分意识都比较薄弱，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改变农业户口，要“跳农门”。当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参考者都要写一份保证书一样的东西，表明考试的目的，我写的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这是报考师范类学校的常规填法，否则很难被录取。当年共录取了二十七万五千人，我觉得恢复高考是对我乃至整个中国都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件事，没有它，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
　　记：进入高校对您这一代人来说是始料未及的，这样一个机遇突然出现后，您是如何努力追回流失的十年光阴的？请谈谈您的本科生活。
　　周：在江苏师院我读的是政治教育专业，我读书非常用功，应该说有这么一个机会，大家普遍都很用功。我记得当时学校的周围还是农田，田沟边长满了茭白。夏天蚊子特别多，晚上搅得人心烦意乱。为此，我特地买了个高筒胶鞋，炎炎酷暑，一晚下来胶鞋里面都是水——汗水！
　　在读书期间，我是常常逃课的。——有些老师的水平，不恭敬地讲，的确不怎么样。我曾逃到历史系听余行迈老师（老人家在“文革”中跳楼摔断了腿）的课，他课讲得非常好，听他的课真是如饮甘醇，是我大学里最欣赏的一位老师。我也曾逃到数学系听课，当时已经有计算机课程了，我主要去听这类课，虽然不能全部听懂，但我爱接触新事物，对我起到开阔眼界的作用。另外，我听了大量的讲座，对我影响较大的一次是兰州大学赵丽生教授做的一场历史学方面的报告。他的独立人格和创新精神给了我巨大的震撼。他对郭沫若历史观的批判开启了我批评权威的心智。
　　读书期间对我走上法学之路影响最大的是谢随知先生。他是我的西方哲学老师，原中央大学的哲学教师，自由知识分子的意识比较强烈。新中国建立后郁郁不得志，因某些言论被打成了“右派”，后因“乘风凉”时说了一句“江青是三十年代上海滩三流演员”被告密，被打成反革命，吃了十年官司。改革开放后方得平反，成了我苏大时期最知心的老师，他的睿智令我至今不忘。我曾问他，中国今后的出路在哪儿，他告诉我两个字：法治！从此，我开始对法律产生了兴趣，我把江苏师范学院图书馆能找到的几乎所有的法律图书都借阅了，至今每本书底页的读者签名卡片上都还能看到我的名字。那些书主要是苏联的，如民法、集体农庄法、苏维埃社会主义法的历史等，民国时期法学书籍也有，但还没有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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