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枢元

祖籍河南开封市，出生于1946年1月。苏州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现任黄河科技学院特聘教授、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创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项目中国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在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文化及生态文艺学诸领域有开拓性贡献。1988年被国家人事部遴选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要著作有：《创作心理研究》、《文艺心理阐释》、《精神守望》、《生态文艺学》（获中国图书奖）、《生态批评的空间》、《文学的跨界研究》、《陶渊明的幽灵》（获鲁迅文学奖）、The Ecological Era and Classical Chinese Naturalism:A Case Study of Tao Yuanming等。主编有《文艺心理学著译丛书》、《文艺心理学大辞典》、《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等。2018年荣获世界生态文化界第11届“柯布共同福祉奖”。

　　第一章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发展分期、基本特征与历史定位
　　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发展，虽然只有短短的近四十年，但由于这个近四十年在中国当代史上的重要转型作用，因而变得十分重要。关于它的研究，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在２０世纪末，展开了关于百年中国文论的研究，其中涉及了对于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文艺批评的评价；一个是２００７年前后，正值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发展三十年，在纪念改革开放的整体思路下专门讨论了它的得与失。这两种研究虽然提出了诸多有益的评价意见，但起因都源于时间意义上的纪念性质而难免不够深入。今天，我们再接着来评价这段文论史，意在借助于它的转型特性，探讨其生成、转型与发展的规律，深化对于文论与批评自身的认识。鉴于此，本文将对这一文论史现象做出整体的评估。
　　第一节　何谓“新时期”的文学与文论？
　　人们为什么要将近四十年来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发展命名为“新时期”的文论与批评？原因在于肯定“新时期”所代表的正面价值，否定“旧时期”所代表的负面价值。这仍然延续了“五四”以来讨论中国文化变迁时的一个基本思维框架，即通过“新旧对立”来达到“除旧布新”的目的。同时，这也是一种政治思维方式的产物，与“新中国”与“旧中国”的社会对立相对应，体现了对于新的政治格局的向往，对于旧的政治格局的抛弃。所以，认识新时期文论与批评的发展，离不开认识新时期以来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整体发展。
　　一、从“新时期”到“新时期文学”
　　“新时期”是相对于“旧时期”而言的。但何时启用“新时期”呢？从知网搜寻可知，始于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１３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上强调“过去工作重点在乡村的时期已经结束，从今以后开始了党的工作重点在城市，而又兼顾乡村的新时期。”此后“新时期”一词开始流行起来，用关键词“新时期”检索“全文”，在１９５０年就多达２３篇，这些文章与中共会议精神一致，主要是谈经济工作重心的转移。这是中共在取得全国政权后，欲将权力的中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实现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再次较多地使用“新时期”一词是在中共八大二中全会以后，这次会议认为中国已经取得了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强调中国正进入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此时的“新时期”一词仍然偏向指称经济建设进入了新时期。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使用“新时期”的频率较高，与此次会议精神相关。但开始有学者将其使用在电影批评上，出现了王阑西的《迎接电影事业的新时期》（１９５８）一文，该文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的形势下，电影事业也应该相适应地发展，四个月来的事实也同样地可以证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办电影事业是完全可能的，最近的情况不是说明以同样的人力、物力或者更少的人力、物力可以做出更多的事吗？”该文预言：“实现这些措施，中国人民电影事业，就将要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已有的基础上，更大规模地遍地开花地发展起来。”在此后的一个较长时期里，却较少使用“新时期”一词。原因可能是这是一个偏重强调经济建设的词语，而此后的重点一直在强调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个词语的含义已经不再符合时代需要了。
　　到了１９７８年，“新时期”的使用呈现井喷状态，这与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６日—３月５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有关，在会上，华国锋做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革”，“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并明确提出了“三年来的斗争和新时期的总任务”，强调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加强政权建设，加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等。报告所提到的核心问题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２１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可以说，此时提出的“新时期”，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
　　历经“文革”的中国人从报告中看到了生活的新希望，所以“新时期”迅速成为人民群众所向往的新生活，一时间，“新时期”成为流行词语。查知网可知，是年涉及“新时期”的文章高达７００多篇，出现了诸如贺敬之的《戏剧创作要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１９７８）等文，表明这一概念不仅指称经济建设，同时也指称文化建设。贺敬之指出：“打倒了‘四人帮’，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的文艺工作，也进入了无产阶级文艺发展史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这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具体的体现。这是当前文艺工作的出发点，是方针问题，路线问题。”可见“新时期”作为政治术语，包含了对于“文革”的否定，对于过去极左的政治路线、经济方针与文化政策的否定。由于“新时期”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相关联，预示着一个新的经济建设时代的到来。但不可否认，刚刚使用“新时期”时，还与“旧时期”的话语相粘连，所以，既强调文学艺术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又继续提出“专政”“文学为政治服务”等过去的口号，显示这是一个交替的时代，人们的思想也处于交替之中。
　　那么，何时开始使用“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呢？周扬在《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文艺报》１９７９年第１１期）就使用了“新时期的文艺”一词，包括了文学，但不止于文学，还包括了各艺术门类。此外，据知网查寻，直接与文学相关的有浦伯良《正是山花烂漫时———学习新时期散文札记》（１９８０）、缪俊杰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对“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点理解》（１９８０）、马威《试论新时期戏剧文学中的人物塑造》（１９８１）等，涉及“新时期文学”的命名，但还不是正式命名。到了１９８２年，“新时期文学”才正式成为一些重要论文的题名，其中有刘锡诚的《谈新时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１９８２）、刘伟林、谢中征《论新时期文学英雄人物的塑造问题》（１９８２）、马畏安《文艺批评与新时期文艺的发展》（１９８２）、贺兴安《新时期文学三题漫谈》（１９８３）、刘梦溪《新时期文学存在着，发展着……》（１８８３）、张炯《新时期文学的历史特色》（１９８３）等，可见“新时期文学”已经获得批评界较为一致的认可。
　　刘锡诚是在“近几年”的时间长度上使用“新时期”的，他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肯定了“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新时期文学对一切反人道的封建法西斯暴行的揭露与批判，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人道主义思想。新时期文学中人的主题的确立和形成，对人的尊严、人的人格、人的个性、人的价值等的探索，正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活力得以恢复的一个标志。”该文认为恢复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观的重新确认相一致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未及讨论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的思想传统，显然受制于当时的语境而有所不能言，这使文中的人道主义概念缺乏饱满的内涵。合理的解释应当是，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激活了整个西方及中国古代人道主义思想传统，使得人道主义传统成为创作的思想源泉，促成新时期文学能够重新从人道主义出发来观察人生，进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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