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作为一个享有国际知名度的学者，其理论中“华美”的一面——这早已为诸多研究论文或专著清晰地阐发——让人深受启发，其理论之庞杂令人叹为观止，其理论中存在的不少漏隙，也让人不免对这个以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自居者思维的谨严与逻辑的缜密产生些许疑虑。而这种带有批判精神的研究，恰恰是我们所欠缺的。《社会形式的诗学 詹姆逊文学形式理论探析》上编试图从詹姆逊的形式理论切入，在梳理的基础之上同时进行深入剖析，从而探究其合理性与潜在的理论罅隙。
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中传统的形式与内容二分的方式在二十世纪的文学批评中备遭攻击，然而，这一对沿袭已久的概念并非概念的“木乃伊”，在文学作品分析中它们仍然不可或缺。在其著作中，詹姆逊承继并发展了马克思的传统观点，并对形式的内涵与外延以及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观发表了中肯的批评意见。在力图形式主义与社会学及历史学的文字运用之间那种无效的、静态对立的同时，詹姆逊着力构建能够调和内部与外部、内在与外在、现在与历史的辩证批评，而形式与内容的适合在辩证批评之中是一个重要的并且染有乌托邦色彩的衡量文学作品的标杆。
在辩证批评的构建中，詹姆逊还启用了“内部形式”这个自普罗提诺而来的有些含混的概念，并对其涵义作了简要阐发。问题的关键在于，内部形式与内容之间是否有重合部分、两者能否清楚地分开——因为这关系到“内部形式”概念的有效性。
詹姆逊认为，文学是社会的一种象征行为，在文学阐释中，形式与内容两者应该并重——这与其形式与内容的辩证观显然紧密相连。而有的学者只从其个别文句，就得出了詹姆逊“阐释重心的转移：从内容转向形式”的片面之词。詹姆逊认为，在批评过程中，与其说是对内容的释义不如说是对它的揭示，这固然是深刻的洞见。问题在于，对内容的批评如果仅仅是揭示的话，就难免使得批评异化成“寻宝”游戏。
另外，能否以及如何把揭示与释义彻底地区分开来，也是扰人的问题。为詹姆逊甚为自得的三个同心圆阐释理论，内部其实也存在着不少的漏隙。
詹姆逊吸取了曼德尔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三阶段的思想，并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由现代向后现代的过渡而相应地出现了一场文化转向。詹姆逊断言，与现代主义文化相比，后现代文化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都失去了先前的挑衅性与冲击力——这首先当然是詹姆逊对时代脉搏的敏锐把握。但这引发的问题是，转向之后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是否还对社会有批判性，如果有的话，又以什么方式发送。一方面，詹姆逊从理论上作出了宏大判断——资本的强力渗透使得批评距离被撤销，批判性自然随之烟消云散。但另一方面，在实际批评中，他对批判性又似乎有所保留。另外，还有其他一些理论家对后现代艺术的批判性与颠覆性信心十足。所以，在总体认可詹姆逊理论的前提之下，为了填充其理论大判断与实际小操作之间的裂隙，我们比较倾向于把批判性的“失去”改作“弱化”或“衰落”。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相互联系的形式阶段或文化阶段。《社会形式的诗学 詹姆逊文学形式理论探析》的下编在梳理各自的来源及特征后，重在结合中国经验与中国问题展开讨论。
其中既有对可以验证詹姆逊文学形式理论的诸多文化现象的解析，有对该理论所难以涵括的复杂经验的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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