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法之争与帝国政治意识的诞生
随着西周王室式微，中国“古代文明”时期结束了，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一场天崩地裂的巨变发生了，在这场巨变中，“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宗法人伦秩序的破坏和紊乱标志着通过礼制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模式的解体，史籍上所说的“礼崩乐坏”的局面严重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恰是礼乐规范秩序的被破坏催生了中华文明的第一个思想时代——“轴心期”的诸子百家时代。诸子百家都是通过对崩溃了的礼乐秩序进行反省和理解，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自己的思想体系，而所谓“百家争鸣”则是根源于他们对传统礼乐秩序之精神实质与社会功能的不同判断。
“百家争鸣”的确是“轴心时期”精神突破运动的基本景观，其中“儒法之争”特别凸显而尤其引人注目。“儒法之争”不仅存在于春秋战国时代，也不仅存在于秦汉帝国创立过程之中，而且以后历朝历代都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儒法之争，人们总是习惯于将政治家和改革家们要么归于儒家，要么归于法家，而历史上的政治家、改革家和思想家们往往也以儒家自居而指责对方为法家。即使到了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儒法之争”的身影仍然没有消失，这个身影有时甚至还相当厚重，“文化大革命”中还出现了“评法批儒”的思想政治运动；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所谓“法治与人治”的争论，将“儒法之争”的历史思想剧目再次上演。之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在于儒法之争的实质内涵关涉到“如何建国”和“如何治国”这两个重大政治问题，这也是“轴心期”精神突破之政治性结局最为核心的内涵。
贯穿“轴心时期”精神突破运动全程的儒法之争，在关涉如何重建秩序也就是“如何建国”的问题上，法家远比儒家务实而高明，法家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变法改制和大秦帝国的创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而重大的作用，儒家的低落甚至像“焚书坑儒”这样的悲惨命运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其实，在孔子为重建天下秩序而周游列国的时候就已经预演了这种命运，乃至于司马迁记叙当时人们对于孔子的基本评价是“累累若丧家之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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