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尔·福尔曼，是一位备受赞誉的作家和记者，在许多杂志和期刊上发表文章，包括《十七岁》、《大都会》、《国家杂志》、《伊人》和《纽约时报》等。处女作《如果我留下》（IfIStay）入选“二○○九年美国最佳三十部青少年读物”、“亚马逊网上书店二○○九年度十大青少年小说”、“《出版家周刊》二○○九年度最佳青少年图书”。其同名电影由《暮光之城》导演凯瑟琳？哈德威执导拍摄，于二〇一四年八月上映。电影的热映让《如果我留下》在出版五年后再次冲上美国亚马逊畅销排行榜榜首达数月。《如果我留下》开放性的结局促成了它的续集《她去哪儿了》（WhereSheWent）在二〇一一年的出版。二〇一三年，再次推出新作《那一天》（JustOneDay）和《那一年》（JustOneYear）。

　　荷兰小伙威廉·德鲁特是一个纠结体。他的面孔酷似当代好莱坞影星希斯·莱杰，而内心却氤氲着默片时代的黑白色调；他玩世不恭，但这外表下掩藏的是对家的无限渴望；他风流多情，令各式女孩着迷不已；他对语言有着神祇般的敏锐，无论莎翁笔下的多情男子，还是宝莱坞剧本中的钻石商人，都在他的表演中焕发神采；他继承了一大笔家族遗产，让他可以随意地周游……然而，他却被什么牵绊住了，他的孤寂，似乎永远无法被填满。对于父亲的突然离世，他无法释怀；对于母亲远走印度，他难以谅解；最让他失魂落魄的，是与她的失联，一个神似路易斯·布鲁克斯的美国女孩，一个曾在巴黎与他一日邂逅的美国女孩。是她的心有灵犀，唤醒了他心底沉睡的爱。他的寻爱之旅，亦是寻找真我的旅程。

　　★作为《那一天》的姐妹篇，《那一年》同样激情浪漫，同样感人伤怀。在我们的一生中，有多少非做不可的选择，又会遇见多少难以预知的“意外”！也许，就在选择与意外相遇的那一刻，幸福才会悄然而至。
　　福尔曼的《如果我留下》曾让读者们心醉沉迷。现在，她的新作再次俘获我们的灵魂……我们被带入莎士比亚的世界，在身份的变换中，体会迷人而又慑人的初爱，以及那一刻的得与失。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轻松调频栏目

　　★置身于美景如画的欧洲，守候一份痴情的承诺，全书散发着强烈的感官享受和难以抵挡的魅力。作者在主题的周边，缀入了各式各样的扣子。在把故事里里外外地琢磨透彻之前，我总有那么一点儿坐立不安。
　　——《科克斯书评》

　　《那一年》：
　　“我可以留一个我朋友的地址吗？”我问记账员。
　　“就算你把英女王的地址留下来我也不介意，我们只需要一个能邮寄账单的地址。”她说。
　　这样，我可以把布鲁迪在乌德勒支的地址留给他们。“稍等。”我说。
　　“慢慢来，不急。”我靠着柜台，迅速翻查我的地址簿，把去年累积的熟人都草草地查看了一遍，很多人的名字看起来都让我觉得很陌生，可能在这次脑部创伤之前我就不记得了吧。这里还有一条信息：“记住‘马塔拉的洞穴’。”我记得那些洞穴，也记得留字条的姑娘，但却记不起她为什么要让我记得那些洞穴了。
　　终于，我找到了罗伯特·扬的地址，把它念给记账员。我刚要合起本子，笔记本突然倒向最后一页，上面有一种我不熟悉的字体。起初，我以为自己眼花了，但我很快意识到，这些文字既不是英文，也不是荷兰文，而是中文。
　　一瞬间，我的思绪飞出这家医院，飞到了那艘船上，她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一些东西。我想起来了，她会说中文，而且说给我听过。我翻回那一页，这就是她写的——菇。
　　虽然字旁边没有解释，但我隐约记得这个汉字的意思。
　　“好事成双”。
　　我看着本子上的这个汉字，模模糊糊地记起，在某个地方，我看过一个跟它的写法一模一样，但要大几倍的菇，她会在那个地方吗？“这附近有中国餐馆或者商店吗？”我问那个记账员。
　　她用铅笔挠挠头发，转身问身边的同事，然后他们讨论起到哪儿能吃到最美味的食物。
　　“不，”我解释道，“我不是去用餐，只想找到这个。”我把本子上有汉字的那一页拿给他们看。
　　他们彼此对望了一下，然后耸耸肩。
　　“附近有中国城吗？”我问道。
　　“在第十三区有一个。”其中一个出纳员回答道。
　　“在哪里？”“左岸。”“救护车是从那里把我带到这儿来的吗？”我问道。
　　“不，当然不是。”她回答道。
　　“在贝勒维尔有一个规模小一点的中国街。”另一个出纳员道。
　　“离这儿不远，不过几公里。”第一个出纳员解释道，并告诉我如何乘地铁过去。
　　我背起帆布背包离开。
　　没走多远，我就觉得肩上的背包像装满水泥一样沉重。两年前，我离开荷兰准备旅行的时候，背的是一个大旅行包，里面装了好多东西。但途中一度被偷，后来就没再添置什么。再后来，我买了个小的帆布背包。时间越久，放在帆布包里的东西就越精简，因为一个旅人需要的东西其实非常少。现在，我只在背包里放几件换洗的衣服、几本书和一些洗漱用品。虽然东西就这么一点，此刻的我还是感到负重累累。我下地铁站台阶的时候，背包随步伐在身后一跳一跳的，后背上就像插了一把刀子那么疼痛。
　　“是擦伤，并非骨折。”我离开前，罗比内医生这样告诉我。我原以为他在调侃我的精神状态，但实际上他指的是我的肋骨。
　　在地铁站的站台上，我把帆布包里的所有东西都倒了出来，只留下护照、钱包、地址簿和牙具。列车驶来时，我把其他东西都留在站台上。现在，背包的重量减轻了，但我却一点也没觉得舒服。
　　出站不远就是贝勒维尔中国城，我试着寻找与我本子上相同的双喜标识，但这一带门铺上的标识样式太多了，霓虹灯上的文字没有一个长得像她留下的柔顺的文字。我四处询问关于“双喜”的标记，但又不清楚自己要找的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或者什么人，什么食物，还是什么精神状态。那些中国人看到我的样子都很畏惧，没人敢上前回答我的问题。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在说法语。终于，他们中一位手握拐杖的老者，先是盯着我看，然后说道：“你距离‘好事成双’可是有好长一段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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