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如何对待西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打开了与国外交流的大门，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以极快的速度和规模被介绍到国内，在长期与外隔绝的考古学界产生了较好影响。在这方面，1984年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在北京大学所作的《考古学专题六讲》，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欧美考古学界关于文明起源理论、聚落考古方法等都是由那次讲座才为国内考古学界所熟知。张光直不仅自己带头，还有计划地介绍了四五位不同领域的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同时邀请宿白、邹衡、俞伟超等先生赴美国介绍中国考古学的成就和现状，在中国和西方考古学之间架起了交流的桥梁。随着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大量传人，在如何对待这些理论、方法的问题上，中国考古学界出现了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不加分析，全部照搬；一种是不问青红皂白，一概排斥。显然，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对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分析的基础上加以取合，一概照搬、一概排斥都是错误的。例如，在研究文明、国家起源问题上，如何对待美国人类学家赛维斯提出的酋邦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如果依赛维斯酋邦理论，认为酋邦是在平等的原始社会与不平等的国家社会之间存在的一种仍然保持氏族制外壳和血缘的纽带，但实际上社会已经分层的具有过渡性质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它是否是世界各地普遍经过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外在特征是否完全一致，是否一定要画在氏族制度大框框之内，结合中国古代的情况是可以讨论的。像对待酋邦理论一样，对待任何外国传来的理论、方法，都要秉持分析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壮大自己、发展自己的目的。

　　五、如何看待科技手段与方法在考古学上的作用

　　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考古学是关于古代的信息科学。如果这一理解没有大错，那么运用各种可以运用的科技手段和方法，通过调查发掘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乃至遗迹现象，获取古代社会信息并加以解析，认识、发现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便是考古学的根本任务。其实，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现代考古学，就是与自然科学方法、手段结合而产生的，被誉为现代考古学两大理论支柱或基本方法的地层学，是借鉴地质学的地层学形成的，类型学是借鉴古生物学的分类学形成的。自从上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学传人中国以来，迄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历程中，随着学科本身的发展和自身的要求，有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手段和方法应用于考古活动与研究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外考古学方法的传人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考古学应用自然科学手段、方法的广度和深度与日俱增，固守传统考古学程序和方法的考古工作者已越来越不适应，于是怎样看待这种新形势，怎样处理考古与科技考古的关系，便有了不同的认识。一种意见，似乎认为科技手段运用多了就冲击了考古学的主体地位，改变了考古学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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