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忆起30多年前这一逸事，两人又起了恶作剧的兴致。我给远在芝加哥的梁老师打电话，以气急败坏的语气说：“坏了坏了，老丙‘屈蛇’来美国，在旧金山附近海面被美国海岸警卫队截获，给关进监狱，托人捎话，要筹10万元保释金。”梁老师给吓得不轻，一个劲地唠叨：“怎么办？10万，哪里去找？哎呀，老丙，你不能等等吗？女儿不是替你办移民申请了吗？”老丙的耳朵贴着话筒，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好家伙，捉弄老师！”梁老师轻骂过一对得意门生，放心地和我们一起笑。
离开“文革”的狼烟未散的校园，是1968年，此后，我和老丙一直保持着不冷不热的友情。不冷，是因为舍不得，造反时同一个战斗队，最壮烈的一次，是某天风闻“老倮”一即将偷袭校园，子夜时分两人背着塞满石块的书包，埋伏在校门外的柑林里。好在情报是假的，若是真的，我们肯定完蛋在工人赤卫队从县武装部借来的重机枪下。往后，他上大学，我出国。他毕业后，在家乡一所中学教书，后来，转到市政府里当科级小官。不热，是因为志趣大相径庭。我爱文学，写了多年诗，好歹惹上点浪漫病，可是，老丙是不关注形而上，极端务实的人物。流行小说，他一辈子怕没读过几本，为了等车候机太无聊的缘故；至于诗，肯定是马尾拴豆腐——提也不要提。我至今记得他在结婚的前夜，邀请我去他家，两人提前睡了崭新的婚床。两个绝对不上断背山的年轻男人，聊了大半夜，先是以童贞之身，万分好奇地探讨十分“懵查查”的性事，不得要领，便转向另一话题——新娘子的妆奁。他兴致勃勃地说起家乡一带的习俗：女子过门，重场戏不在婚礼，而在出嫁路上，抬嫁妆的队伍长不长，抬笼笼箱箱用上多少名壮实汉子。坐在自行车后座的新娘子，因田间操劳而骨节粗大的手指上，“不经意地”露出来的黄澄澄的玩意有几枚。这些，当然由好面子的岳母大人操办，但新郎官自有主张。老丙奔走多天，写了好几封信，跑了好几趟县城，终于有了成果——新娘子窄腰对襟凤仙装，那领口以下刺绣的黄牡丹上，骄傲地陈列的项链，“足金，一两三钱重。她三个姨妈在香港，每人送一只戒指。我问岳母戒指一共收多少只，她说十多只，我说戒指哪有项链抢眼？找上回老家过年的香港打金师傅，熔了五只戒指加上我妈存下来的旧金牙，凑够一条项链。”我听了一半，迷糊起来，他起劲摇我，非要我发出“真的？喔，体面极了”的惊叹，才放我去找周公。不过，老丙虽然在乎尘俗功利，但作为朋友，从来是靠得住的。我每次回乡，见到老丙，都一起饮茶，吃饭，游山玩水，侃大山。他有自知之明，如果我和文明诗友聚会，他一律找个借口溜掉。
上世纪末，老丙刚过五十，提早办理退休，到了旧金山。可惜他的“洋荤”并不理想，在唐人街茶楼当了几个月收盘碗工后，回一趟老家，饭碗被年轻人抢去，争不回来。在一家建筑材料公司当搬运工，搬重物闪了腰.从此赋闲。到今年，才找到加油站收款员的半工，上通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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