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绿意初萌
　　第一章　纽约，再见
　　我要……离开21世纪的世界
　　在这个城市里，你不会凝视星辰，做白日梦。你不会在早晨外出散步后，埋头翻阅平原野花手册，寻找一种途中看到的、绽放璀璨蓝色花瓣的喇叭花花名。你不会在雪地上搜寻动物的足迹，或是在这片冰封的森林里停下脚步，闭上眼，聆听五子雀觅食的啁啾。在这种时刻，你可能会忘记有蛇这种生物的存在。这种感觉就像纽约被包在一个巨大的塑料泡泡里，人类身上带着信用卡和《查氏餐馆指南》 ，端坐在食物链的顶端。本地的野生动物？不过是蟑螂、鸽子、老鼠而已，都是传染疾病的媒介，都应该被扑杀。我们的故事就是从这个泡泡里展开的。
　　当时是2000年，一个新的千禧年露出曙光。社会各界几乎已将人们对Y2K 的恐惧抛在脑后。经济前景看好，失业率降到历来最低点，美国政府对破纪录的财政盈余多有夸耀，纳斯达克指数超过五千点，使得社会发出一阵振奋活泼的欢呼。股市让每个人都变得富有——至少在账面上是如此。在历史上最富裕的时刻，生活在这个全球最富裕国家中最富裕的城市里，希瑟和我应该觉得很快乐。其实不然。
　　因为这个缘故，有一天我发现我坐在出租车里，沿着公园大道前行，我努力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因为心中藏着一个好消息而显得太过兴奋。我从车窗外看到有几头奶牛站在安全岛上的郁金香花丛里，在它们的后方，西格拉姆大厦（Seagram Building）巍巍矗立。那些是玻璃纤维做的牛。有一头奶牛身上画着某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旗花纹；另一头牛的身上画着蒙德里安 式的几何线条。出租车司机朝着后视镜歪了歪头，跟我对看了一眼，然后用发音清晰、音调毫无高低变化的孟买口音说：“我总是想不通，这些奶牛究竟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艺术。”我朝着隔开前后座的塑料防护板大声嚷嚷。
　　“在我的国家，牛是给人吃的。”司机说。我突然想到，印度把牛看成神圣的象征，所以他一定是巴基斯坦人。
　　我发现讲话不必用喊的，便说：“有时候我在想，城市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吃的汉堡是用什么做成的。星期天我推着婴儿车，带着我那一岁大的儿子去布鲁克林动物园，那里有一个女孩——她看起来绝对有十二岁了——瞪着农场动物区里的一头奶牛，竟然说不出那是什么动物。”
　　“一头活的牛？”
　　“对，一头活的牛。它只是一头小牛，但它显然是一头牛。总之，这个女孩的妈妈觉得很挫败。她一直说：‘别这样，你知道它是什么。’这时，我儿子尖叫着说：‘哞，哞。’我简直没法相信有这样的事。”我的背靠着座位往下滑，心里想着，我的孩子不会这样，绝对不会，我感觉一阵喜悦涌上心头，因为我知道，我的孩子不会的。然后我再次俯身向前：“我没有留在那里，看看她能不能认出山羊来。”
　　“在我的国家，”他说，“羊肉是最受欢迎的。”
　　就在这时，有一辆出租车突然插进我们的车道。“喂！”载我的司机大声喊叫，他猛然踩住刹车板，用手腕重重按着喇叭。车身的倾斜和颠簸让我的身体神经质地颤抖起来。
　　到了路口，我们放慢速度，穿过四面八方快速行进的路人，他们像想要盗垒的棒球选手般，快速地冲过马路。在人行道上，人们看着自己的脚，匆忙前行，嘴里喃喃自语，手上比着各种手势。老烟枪们聚集在另一栋商业大楼的柱子四周抽烟，他们的模样令人同情，烟瘾让他们魅力全失。
　　他们看起来都是一副走到尽头的样子，不管是抽烟的还是不抽烟的，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是衣冠楚楚的还是肮脏衰败的。每个人都显得很急切，很狂乱，仿佛快要走进坟墓。穿梭于这片水泥、玻璃与钢铁构成的风景之中，穿梭于拥挤的人群之中，他们的心思放在别的事情上，无法察觉自己的状态。直到最近，我一直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如今我离开了，走出了这个人群。
　　“我的孩子将会知道，牛是什么样的生物。”我做出这项宣告，我觉得我不能不跟他分享心中的好消息：“我太太和我就要搬到一座农庄去住了。”
　　“你是个农夫？”他一面说，一面怀疑地看着镜子里的我。
　　“不是。但是我要学着去做一个农夫。我敢打赌，在你的国家里，许多人还是以务农为生。我指的是一般人。为了养家活口。”然后，我的精神更加振奋，我想到这个人，还有他离开祖国到这里定居的决定：“你有没有过一种感觉，就是厌恶这里的情况，觉得再也受不了了？厌恶塞车，厌恶生活在锁紧的大门后面，厌恶那些可恨的事情？老天爷，你是开出租车的。你的每一天一定充满了一件又一件可恨的事情。”
　　司机猛然转到人行道旁，停下车子。他从镜子里看着我。我正要对他的开车方式提出抗议时，我看到了布莱恩特公园（Bryant Park），发现我们已经到了。我付了车钱，一把接过收据，在红灯亮起、车流涌过来之前，匆忙地冲过街。
　　我与下班人潮走着相反的方向，走进一间铺着大理石的大厅，一个人搭电梯到17楼。在17楼，我走进《国家地理?探险》（National Geographic Adventure）杂志的办公室。这是一本新创刊的入门性质杂志，是那本深受敬重、封面有着金黄色边框的旗舰杂志《国家地理》的姐妹刊。探险——这种消遣，这种态度——现在很热门。欧内斯特?萨克里顿 置身冰天雪地的豪壮英雄史诗，还有攀登圣母峰时发生的悲剧，在书店的陈列架上随处可见。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不再是一个地区，而是一种赶上流行的宣告。在这本杂志推出前的秘密运作时期，我曾跟一位编辑见面，当时这本杂志的名字仍在严格保密中。“我敢打赌你能猜出它的名字。”他狡猾地咧开嘴笑，“它用了一个字，一个你最近随处都能见到的字。”
　　我对探险感到着迷。
　　我从小就爱看探险故事，《鲁滨孙漂流记》《一千零一夜》《山中岁月》——这本书叙述一个住在纽约曼哈顿的男孩离开城市，来到位于纽约市西北方的卡兹奇山脉（Catskills）地区，住在树洞里的日子。我曾在野地寻找印第安人的箭头，跟着我父亲在河中用盘子淘洗矿砂，想要找到金子。我曾站在父亲身旁，看着他用38口径的手枪连续开火，打死铜斑蛇。对于一个害羞的男孩来说，尽管他置身于一个死气沉沉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工业小镇，但是想要逃离这个社会的种种限制，来到荒凉狂野的大自然当中，这样的念头仍然在他心中激发了无限的想象。大学毕业后，我搭机前往肯尼亚，身上带着一个活页夹，里面装满地形图——用红笔圈出荒野地区的学校，还记载了如何前往两位美国教师的住所。我在那里找到一份教书的差事，在那一年中，我用桶子收集雨水，用煤油炉煮东西吃，在烛光下写短信，用无线电传送信息回家。回到美国以后，我搬到曼哈顿，担任一份推出不久的文摘《南方农夫年鉴》（The Southern Farmer’s Almanac）的编辑。（我是南方人，然而我对编辑工作和农务一窍不通。）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但我还是努力写文章，想办法登出来。最后，过了十年以后，《国家地理?探险》派我去乌干达和厄瓜多尔等地。
　　此刻我坐在该杂志的会议室里，心中怀着另一种探险的想法，我努力寻找合适的字眼，向坐在对面的这位年轻编辑说明我的计划。
　　“詹姆斯，”我说：“你知道吗？这个国家里有三分之二的人，夜里看不到银河。”
　　“不知道……”
　　“你不觉得这件事让人感到很丧气吗？”
　　“是，我想是吧。”他一面说，一面皱起眉头，“但是我们今天见面，究竟要谈什么？你让我好奇得要命。”
　　我停下来，看着许多张用图钉钉在墙上的杂志封面。俊男美女搭配色彩缤纷的户外装备，在冰河、瀑布与半月形的海湾前，摆出各种姿势。“我再也不能写《国家地理探险指南》（NGA Guide）了。”
　　詹姆斯点点头，身体向后靠到椅背上。“我知道写这个要做很多痛苦得要死的研究调查工作。”
　　“不是因为这个。”我比自己预期的还要紧张，我顿了顿，“我要……把我自己带走，离开21世纪的世界。”
　　“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是，我已经被榨干了。希瑟和我正在慢慢地杀死自己，以便跟上世界的脚步。我们想试着去过另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你知道的，在我们还算年轻的时候。”我向他解释我们的计划——我们想要用曾祖父时代的方式，去过自耕自食的农民生活。我们有很多细节要解决，这是当然的，但是这个计划的基本前提是：1900年不需要的东西，我们就不用。
　　“这意味着，”我说，“我们不会有电子邮件、电话、计算机、信用卡、水电账单和汽车保险。”
　　“太了不起了！”詹姆斯说，“听起来像一场货真价实的探险。”
　　希瑟的主管梅若是个在纽约皇后区长大的公益律师。一星期后，希瑟告诉她这件事并提出辞职时，梅若的反应却跟詹姆斯不一样。“你，”梅若说，“你疯了。”
　　也许我们确实是疯了。就像我们认识的任何一个纽约人一样，我们工作得太拼命了。每天晚上，我们带着工作压力回家。周末的时候，工作压力依旧尾随不去。希瑟在这家司法改革智库的工作，还有我自由接案、忙着替杂志写稿的工作，让我们不是被绑在计算机前面，就是必须到外地出差。过去两年当中，除了澳洲和南极洲，希瑟每一洲都去过了，她飞到这些地方，与当地警员进行访谈，跟政府官员举行会议。即使在怀有七个月身孕的情况下，她仍到爱尔兰发表演讲，之后飞回纽约，并在抵达纽约的当天飞往阿根廷。我们住在北半球，而她匆匆赶往的国家位于地球的另一半。我们心想，万一她生下早产儿，我们得用丢铜板来决定，孩子是在夏天还是冬天出生。
　　最后，鲁德算是准时在曼哈顿一家可以鸟瞰东河的医院出生。孩子才四个月大，就交给保姆照顾。我们对于必须雇用她来看孩子，对于我们只能支付她微薄的薪水，感到双重的罪恶感。（当另一位妈妈告诉我们，这位保姆把婴儿车的安全带绑上，不让鲁德下来，好让她在公园里跟人畅快聊天时，我们心中的罪恶感就更强烈了。后来我们叫她离开，把鲁德送到托儿所。）
　　我们花了太多钱在房子上，到户外走动的时间太少。我们从抽屉里拿出外国菜餐厅的菜单，周而复始地打电话叫外送餐点来吃。我们在转角的一家录像带店，跟隔在防弹玻璃后面的老板租来一些令人失望的电影。我们的生活里失落了某种东西——我们的感情也一样。然而我们太忙了，没法面对这个问题。至少我们是用它来当作借口。于是我们整日辛勤工作，很少谈话，到了晚上，我们精疲力竭地爬到床上，楼上公寓里两情缱绻、弹簧床“嘎吱”作响，让我们无法入眠。然而我们累极了，实在没力气让自己的床铺也这么响一下。
　　这不是身体的疲惫。许多世代的先人努力追求美国梦，令今日的我们受益匪浅。我们放弃了南方小镇家乡的农场和工厂的活计，用来换取接受教育和都市生活的机会。让我们受苦的不再是开拖拉机的时候出了意外，或是被在生产线不停转动的残酷机器辗断了一只臂膀或一条腿，在我们这个时代，折磨人们的是跟压力有关的疾病：焦虑症、忧郁症、电子邮件上瘾症，与有所亏欠的罪恶感。我的焦虑感在计算机挂掉的那一天达到高峰。
　　我的米色戴尔台式计算机——我谋生的工具——嗡嗡地停止运转，屏幕一片漆黑。我内心的慌乱越来越强烈，我用力敲打键盘，把开关键按了又按，完全没有反应。我的手指沿着插座上的电线，摸索到计算机的主机上。插头没有松脱。想到这部我不甚了解的机器，它那满是金属线的肚子里装了我所需要的大量数据，不禁感到一阵晕眩：一页页的调查研究，访谈手稿，一篇三天前就该交稿、马上就可以完成的文章，写书的构想，许多认识的人的地址，朋友和编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家人的合照，工作相关的数据，税务的数据……对我来说，这部计算机就是一切。我真是笨蛋，竟然没有作备份。
　　刚知道计算机挂了以后，心里冒出一阵惊慌的情绪，等这阵情绪平息后，我马上想到我爷爷。他是一位乡村医生，也是个养牛的农夫。他生于1886年。今日所谓“节省时间”的科技当时尚未出现，包括让人们一天24小时、一个星期七天，完全无法离开工作的手机，以及让人们半夜还在回复电子邮件的计算机。当人们手上使用的是以铁、钢和木材用手工制造而成的器具，他们怎能掌握现代使用锂电池的数字设施虚无缥缈的本质呢？这就是我爸爸的爸爸——在我们中间，有着这一整个时代的人——成长过程中的那个世界，跟我所理解的世界完全不一样。
　　我领悟到，没有人知道现代化生活长期的后遗症是什么？我们是否真的可以适应这一切耗尽脑汁的变迁？科技的种种进展、大量兴起的城市、日常生活飞快的步调，还有我们购买的东西和吃下的食物——这些东西的制造过程逐渐由手工全面转为机器制造。也许我不应该为了内心对科技的矛盾情感（还有计算机宕机时，我所感受到的强烈恐惧）而觉得羞愧。我心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嘶喊：停下来一分钟！你盯着计算机屏幕太久啦。你前一次挖掘泥土，或是走过田野，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更不要提你是否种过东西给自己吃了。也许我们跟自然界失去了联系，使得我们心思混乱，迷失了方向。如果是这样，也许这件事就能说明，近来我为什么如此的不快乐。也许我只是不高兴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方式顺利进行。无论是什么原因，那一天我就是想要逃离这里。
　　然而，我还是很本分地打电话给戴尔计算机的一位技师。我有妻小，有事业要追求，我还能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几星期后，在某一个时刻，我突然在一瞬间清醒了，这个时刻改变了一切。当时我正在阅读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主题是美国公共电视台（PBS）的一个节目。这个节目报导英国有一家人正过着19世纪伦敦居民的生活，并描述他们如何努力对抗这种生活的种种严酷考验。我想到我的计算机危机，这个问题依旧在脑中萦回不去——我究竟能作什么样的选择？我领悟到，原来我答案就在这里！答案不是这个真实故事的本身，而是它的核心观念——采用过往的生活技能。如果我是这么渴望有所改变，何不回到过去，用这种方式作为重新开始的起点？
　　我觉得，1900年是个合适的年份。我想摆脱某些科技，但我不想当拓荒者，不想徒手建造一栋小木屋，或是自己挖一口井，1900年——算是还可以回想到的时期——非常合适。我做了一点调查研究，证明我的直觉是对的。在1900年，农村的人口数仍然超过都市人口。在1900年，务农仍然是最主要的职业，当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小农以自给自足的方式，种植、蓄养他们三餐所需的食物。在1900年，汽车——也叫作“路程计”（viamote）——仍然是件新奇的玩意儿。在美国农村地区，当时还没有电视、电话，当然也没有个人计算机。人们还是用手写信。还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在1900年，你能买到卫生纸。
　　一个星期六，在布鲁克林一家窄小的酒馆里，我们轮流抱着烦躁吵闹的儿子。我很紧张地把这个构想说给希瑟听。她听后微微一笑，这让我记起了，我是为什么爱上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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