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雅各布痴迷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喜欢到莎士比亚夏令营去参加表演。她和妹妹在意大利出生，三岁时被姨婆领养去了美国。不知怎么，每次姐妹俩问起自己的身世，总是被姨婆打断。姨婆突然去世，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她们百思不得其解：姨婆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妹妹珍妮丝，留给朱莉的只有一封信、一本护照和一把钥匙。信中，姨婆让她拿着这把钥匙，回到故乡意大利锡耶纳，寻找她母亲留下来的一个盒子；而护照上的名字显示她的原名叫朱丽叶·特洛美。欠了一屁股债的朱莉想象着母亲盒子里藏着的宝贝，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寻宝之旅。结果，打开箱予的那一刻，她火望了，因为里面除了一枚十字架、几封信、一堆旧纸、一本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妈妈的笔记本，别无他物。然而，在回酒店的路上，她竟然被人跟踪。狼狈逃回酒店后，惊魂未定的她把那些东西仔细研读了一番，骇然发现白己的身世竟然如此传奇，也如此可怕：她的钍上先朱丽叶和罗密欧的不幸导致了一个诅咒的诞生。朱莉的父母想尽办法解除诅咒，却双双死于非命，一个在大火中丧生，一个在车祸中死去。年幼的姐妹俩被姨婆从意大利接到了美国……为了弄清父母的离奇死亡，也为了掀开历史的迷雾，破除咒语．朱莉决定只身探险。果然，随着对真相的口益靠近，朱丽叶的处境越发危险起来：酒店房间被人闯入：在图书馆里找资料时被人追杀：解开诅咒的关键物——六百年前的罗密欧的匕首和锦旗——被人偷走；害死自己父母的竟然是陪伴自己长大的管家，而他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也足他伪造了姨婆的信……延续六百年的诅咒，数百年的流血斗争，一代又一代都未能改变的命运，是否也将在她的身上发生？

　　我费了些时间才想好从哪儿开始。你或许会说，我要讲的这个故事要追溯到六百多年前发生在中世纪的托斯卡纳的一起拦路抢劫。或者，从近处说，它始于我父母在萨林贝尼城堡萍水相逢时刻的一支舞曲一个吻。如果不是因为那场顷刻让我的生活天翻地覆的事件，本来，对这些我完全不会了解。也正因为这个事件，我来到意大利追寻过往。这就是我姨婆罗斯的过世。
　　翁贝托花了足足三天才找到我，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鉴于我在玩失踪上的高超造诣，我对他能找到我感到颇为惊奇。其实，在那个时候，翁贝托已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来读懂我的心思，预测我的一举一动。而且，在弗吉尼亚州也只有那么几家莎士比亚夏令营。
　　他就那样站在房间的尽头，看着舞台上的戏剧表演。站了多久，我不知道。像往常一样，我在后台。落幕之前，我全神贯注于孩子们身上，关心着他们的台词和道具，无暇顾及其他。那天下午带妆彩排后，那一小瓶毒药不知被放到哪儿去了，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让罗密欧吃薄荷糖自杀了事。
　　“这个吃了感觉火辣辣的！”扮演罗密欧的男孩抱怨道，语气里是一个十四岁孩子所能表现出的不满和焦虑。
　　“好极了！”我回答，抑制着自己要去触摸他头上天鹅绒帽子的母性冲动。“这样你会演得更逼真。”灯亮了起来。孩子们把我拖到舞台上，表达他们暴风骤雨般的感激之情。就在这个时候，我注意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隐约站在出口处，在一片欢呼声中，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翁贝托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着深色西装、领带，表情严肃，像极了一根远古沼泽地中的芦苇。他一直都是这副模样。记忆中，他没有穿过一件可称之为休闲的衣服。对于翁贝托来说，卡其布短裤和高尔夫球衫是属于那些没有道德操守、甚至恬不知耻的人的衣着。
　　又过了一会儿，感恩戴德的孩子父母也渐渐平静了下来，我终于能够走下舞台来。项目导演中途叫住了我，抓住我的肩膀，热诚地摇晃着——他太了解我了，不会试图拥抱我。“和孩子们处得不错，朱莉！”他满腔热情道。“明年夏天我还可以指望你吧？”“当然，”我撒了个谎，继续朝前走。“我会在的。”我总算走到了翁贝托的身边。以前，如果是隔段时间看到我，他的跟角总归有那么几丝快乐。但是，今天我发现那点快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现在明白他为什么会来了。我默默地走进他的怀抱。我多希望自己能像沙漏一样，玩转现实；我多希望生命不是有限之物，而是通过时间的孔隙，循环往复。
　　“别哭，公主，”他在我的发问呢喃，“她不希望你这样。我们都不能活到永远。
　　她八十二了。”“我知道，可是——”我退后一步．拂去眼泪。
　　“珍妮丝在那儿吗？”听我提到我妹妹的名字，翁贝托眯起了眼睛。就像往常一样。“你觉得呢？”凑近了，我才看清，他眼睛红肿，里面尽是伤痛。前几晚可能都是喝酒喝到睡去吧。
　　不过，又或者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没有了姨婆罗斯，翁贝托会怎样？从我记事以来，他们俩就因为一种出钱与出力的伙伴关系捆绑在了一起——一个是迟暮美人，一个是耐心管家——尽管不同，却很明显都不愿意少了对方而独自成活。
　　林肯轿车小心翼翼地停在了户外取暖器的旁边。
　　翁贝托把我的旧背包放在车尾的行李箱里，以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的礼仪帮我拉开车的后门。这一切，都没有人注意到。
　　“请问，我可以坐前面吗？”他摇摇头表示拒绝，拉开了后门。“我早知道一切都会结束。”但是并不是罗斯姨婆要坚持这些繁文缛节。虽然翁贝托是她的员工，她却一直把他当家人一样看待。然而，姨婆做出的姿态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应。翁贝托只是看着她，眼神里带着茫然和克制，好像怎么也弄不明白：姨婆为什么老是问同样的问题而不明白他的意思呢。他吃饭都是在厨房，一直都是。即使以善良耶稣之名——语气越来越火大——也不能让他和我们坐下来一起吃顿饭。哪怕是感恩节。
　　罗斯姨婆曾经把翁贝托的所作所为称为欧洲怪癖。接下来，她就滔滔不绝，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一篇有关暴政、自由和独立的演说，高潮部分是她用叉子指向我们，以鄙夷的语气宣布：“这就是我为什么从不去欧洲度假。特别是意大利。不想提了！”其实，私下里我很肯定，翁贝托喜欢一个人进餐，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营造的氛围比我们惬意得多。他独自待在厨房，气氛宁静，有歌剧、葡萄酒和熟透的帕玛森奶酪相伴。而我们——姨婆罗斯、我和珍妮丝——则在餐厅里为琐碎小事唇枪舌战，在穿堂风里冷得瑟瑟发抖。给我选择的可能，我也想每时每刻都在厨房。
　　那天晚上，我们驾车经过漆黑的谢南多厄峡谷。
　　翁贝托向我描述了罗斯姨婆生命中最后的几个小时。她是安静地睡去的。睡去之前，整个晚上，她都在听她最喜欢的弗雷德·阿斯坦③的歌，一张唱片接着一张唱片。最后一个音符归于沉寂的那一刻，她站起身来，打开对着外面花园的法式门——也许想再一次呼吸那沁人心脾的金银花香吧。翁贝托告诉我，她就那样站在那儿，双眼紧闭，带花边的长窗帘在她的细长身体周围翻转，悄无声息。那一刻，她已俨然一个鬼魂。
　　“我做得对吗？”她轻轻地问。
　　“当然，你做得对。”他的回答还是那么具有外交风范。
　　我们的车驶进罗斯姨婆的车道时已是午夜。翁贝托已经警告过我：那天下午，珍妮丝已从佛罗里达赶过来，计算器与香槟在手。只是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正对着门口会有两辆车在那停着。
　　“我真诚地希望，”我抢先翁贝托把背包从后备箱拿下来，“那辆车来的不是抬棺材的人。”我话一出口，马上觉得自己太口不择言了。我平时说话完全不是这样的啊。只有在我妹的听力所及范围之内，我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翁贝托瞥了一眼那辆神秘的车，理了理上衣，好像战斗之前先整理一下防弹背心一样。“恐怕他们来抬的不止是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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