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不止一次醒来时感觉就像死了一样。但是，2010 年6月那个凌晨发生的事情却让我毫无准备：我恢复意识的时候，感觉好像被捆在自己的尸体上。我的整个胸腔似乎被彻底掏空，然后注入缓缓硬结的水泥。我能听到自己微弱的呼吸，但无法让肺部充气，心脏不是跳得太强就是太弱。任何动作，无论多细微，都须要事先筹划。那时我正住在纽约的一家酒店里，用尽力气才挪到房间另一头，叫来急救人员。他们迅速赶到，极其礼貌、周到而专业。我当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防护罩和防护帽，还有那么多沉重的备用装置。但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我认识到，这是一种非常温柔而坚决的移送：带着我从健康人的国度穿越蛮荒的边界，到达病患之地。过了几个小时，在这个凄凉的边境哨所，医生们对我的心肺做了大量急救工作之后给我看了其他几张“内部明信片”，告诉我下一步必须马上见肿瘤医生——某种莫名的阴影投射在这些片子上。
前一天晚上，我在纽黑文推介自己的新书，活动很成功。那个骇人的清晨过后的当晚，我原计划要上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的《每日脱口秀》（The Daily Show）节目，然后出席上东区92街多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个活动，与萨尔曼·拉什迪对话，活动门票已经售罄。我的“否认行动”持续很短，表现为：我不肯取消这些露面，或者让朋友失望，或者错过卖掉一摞摞书的机会。两项任务都胜利完成，而且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任何闪失。尽管我的确吐了两次，而且吐得精准整洁、激烈而豪放，恰好在每次节目开始之前。这就是疾病王国属民仍然绝望地紧抓旧居不放的表现。
新的国度以令人愉快的方式向我敞开。人人都带着鼓励的笑容，而且似乎完全没有种族歧视。那里洋溢着一种广泛的平等精神，管理者显然凭借美德和勤奋取得了今天的成绩。然而，这里的幽默有点儿病态和重复，几乎没人谈论性事，菜肴也是我去过所有地方里最差的。这个国度有自己的语言，一种成功做到既枯燥又难懂的混合语，包括像昂丹司琼（Ondansetron）这种抗恶心剂的药名，以及某些令人不安的须要逐渐适应的手势。比如，某位初次见面的“官员”可能突然把手指伸到你脖子下面。我就是这么发现自己身上的肿瘤已经扩散到淋巴结的。这些畸形美人儿当中的一位就住在我的右锁骨上，大到能看见、能摸到。当你的癌能从外面“触摸”到，那绝不是什么好事儿。特别是在这个阶段，甚至判断不出原发的位置。肿瘤君行事狡猾，由内而外。而检查和治疗却是从外向内，比较缓慢，暗中摸索。很多针头戳进我的锁骨区域，因为“有病没病，组织决定”是肿瘤国当地的热门金句。但我被告知，活体检验结果可能要一周才能出来。
从这些初步检查结果显示的布满癌细胞的鳞状上皮细胞开始，他们花了不止一周的时间才发现令人不快的事实。“转移”是报告里我最先看见和听见的字眼儿。这个外来物种已经在我的肺上占据了一小块领地，在我的淋巴结上开辟了一大片沃土。它初始的行动基地位于我的食道，而且在那儿待了不短的时间。我父亲死于一种食道癌，而且死得很快。他当年79 岁，我现在61 岁。无论生命是哪种“比赛”，我都已经极其突然地成为了“决赛选手”。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临终阶段论，也就是从否认、愤怒到讨价还价，再到抑郁乃至最终“接受”，就我这个病例而言没多大用。我猜测，从某种角度说，我已经“否认”了一段时间，故意从两头烧自己这根蜡烛，并且经常发现这放出赏心悦目的光。但是，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无法想象自己震惊地拧着眉毛或者哀诉这有多么不公平。我一直在朝死神放狠话，刺激死神朝我这个方向尽情地来一镰刀，现在却被如此预料之中平淡无奇的东西压垮，以至于连我自己都觉得厌烦。出于同样的原因，愤怒也无关紧要。相反，我被一种徒劳感深深地折磨。我给自己的下一个10 年制订了切实的计划，感觉自己已经足够努力挣到这10 年。我真的看不到孩子们结婚么？看不到世贸中心再次拔地而起？读不到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约瑟夫·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这些老家伙的讣闻，即便那不是我亲自撰写的？但是，我知道这类没脑子的想法是什么：多愁善感和自哀自怜。没错，就在我的书登上畅销书排行榜那天，我收到了那条最残酷的新闻简报。因此，我最后一次作为感觉健康者乘机（去芝加哥书展面对一大群优秀听众）时，我已经累积了联合航空公司100万英里的飞行里程，可以享受终生免费升舱。讽刺是我的职业，但我实在看不出这里头有什么讽刺。如果得癌的那天也是我的回忆录卖不动被廉价处理那天，或者我被逐出经济舱给留在跑道上那天，惨痛程度就轻了？对于“为什么是我”这个蠢问题，宇宙几乎懒得给出那个回答：为什么不呢？
但是，讨价还价阶段呢？也许这里有漏洞。肿瘤学上的讨价还价是：为了至少有机会再活上有用的几年，你同意接受化疗；然后，如果运气好，接受放疗甚至手术。所以，赌注在这儿：你再挺一阵子，但作为交换我们须要从你身上拿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包括你的味蕾、你的专注力、你的消化能力，以及你头上的毛发。这看起来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交易。不幸的是，这个阶段还得遭遇我们语言中最动人的陈词滥调。你的确听到过这句话：人们不是得了癌症。他们只是据说在跟癌症斗争。没有哪位祝福者会漏掉那个战斗的形象：你能战胜它。这甚至出现在斗癌失败者的讣闻里，仿佛你可以理性地说，某人与天生注定难免一死进行了漫长而英勇的斗争后死去。你不会听到有人这样形容长期的心脏病患者或肾衰竭患者。
至于我本人，我热爱战斗的意象。我有时希望自己是为一项正确的事业受苦，或者为他人幸福冒生命危险，而不只是当一名濒危的患者。但是，请允许我告诉你，当你跟一群别的“决赛选手”坐在屋里，温和亲切的人们拿来装着毒药的透明大袋子并把针头插进你的胳膊，你一边看书（或不看书），毒液一边缓缓进入你的体内。这种时候，你脑海里绝对不会浮现出热情战士或革命者的形象。你感到彻底的被动与无能，像水里的糖块一样毫无反抗地渐渐融化。
真了不起，这种化疗用的毒药。它让我减掉了大约14磅，虽然没带来任何轻快之感。它治好了我小腿上的严重皮疹，这个病医生连名字都叫不上来，更不用说治了。（输点液吧，很容易去掉那一大片红点。）请让它对那个异形和它不断扩大的死亡领地如此狠毒无情吧。但是，尽管如此，抗拒死亡的东西和维持生命的东西也让我奇怪地中性化。我基本接受了脱发。接受化疗的前两周，我开始在洗澡时掉头发，我把它们收集在塑料袋里，以便日后帮助填充墨西哥湾的一个浮坝。但是，让我有点措手不及的是，剃须刀突然在脸上徒劳地滑过而没有遭遇任何硬茬儿。还有，我光滑的上唇开始像做过电蚀脱毛似的，导致我看起来有点过于像某人的老处女姨妈，这也让我难以接受。（我曾经在两大洲都深受爱戴的胸毛尚未完全凋零，但为注射各类药物被剃掉大片，已经零零散散不成气候。）我心烦意乱，感觉好像被变了性。就算佩内洛普·克鲁兹（Penélope Cruz）是我的护士之一，我也甚至根本不会注意。在反抗塔纳托斯（Thanatos）的战斗中，如果我们必须把这称为一场战争，那么立刻失去厄洛斯（Eros）是最初就要做出的巨大牺牲。
这些是我得病之初的自然反应。我暗下决心，要在身体上做最大的抵抗，就算只能被动抵抗，同时寻求最先进的建议。我的心脏、血压和其他很多指标现在又好起来。确切地说，我意识到，如果自己体格没那么强壮，到目前为止可能会过着健康得多的生活。我的对手是那个没有感情的瞎子异形，给它鼓劲儿的是一些早就希望我倒霉的人。但是，在生命这边是一群出色、无私的医生，还有多得惊人的祈祷团体。我希望下次能把这两方都写一写，如果，就像我父亲常说的那样，老天爷放我一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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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策奖得主、记者、评论家亨利·艾伦（Henry Allen），
发表于《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那行云流水有如神助的文字从未弃他而去，他的执著充满热情，他从未放弃写作这门手艺。他是最完美的作家，最了不起的朋友。借用沃尔特·佩特那个著名的说法，他燃烧自己，“闪烁着宝石般灿烂而刚硬的光华”。直到最后。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
· 希钦斯的文章不可不读。他是一位多方取材的知识分子，不论你喜欢他或讨厌他，都不得不承认他的聪明才智。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前主编比尔·凯勒（Bill Keller），
发表于《人物》杂志（People）
· 本书带有一种忧郁的讽刺，它让我们这时代最棒的评论家得以亲触最难以驾驭的主题，让他和死神搏斗，偏偏那是一场我们所有人终究会输掉的战役。
——《纽约每日新闻》读书博客编辑亚历山大·纳扎里安（Alexander Nazaryan），
发表于《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
· 希钦斯就是希钦斯，好战、有胆量、自始至终都带批判思考……本书最卓越的部分，是希钦斯记载下生命消逝的特质。
──《洛杉矶时报》书评人大卫·L·尤林（David L. Ulin），
发表于《洛杉矶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
· 本书前七章就像希钦斯其他作品一般优异，其心坚定，才气高超。而最后一章则是他生前未完成的写作片段，是他在临终阶段于加护病房所写，生动又触动人心，令人难忘。
──作家克里斯托弗·伯克利（Christopher Buckley），
发表于《纽约时报》周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Sunday Book Review）
· 本书是反《最后的演讲》，不沉溺于感伤，希钦斯对于自己罹癌的探讨，就像探讨其他主题一样，深入追寻，几近冷酷的真实。当他失去声音时，他感受到强烈不安，沉入“虽生犹死”的日子。本书幽默、睿智、直接，却又如此动人。最后未完成的手稿读来令人心碎，展现他奋战到底的决心。
──作家尼尔·汤普森（Neal Thompson），
· 这是一本独特的小书，既非完全的回忆录，也不是对于疾病的深思……更像是一种真实的讽刺。它是如此慷慨、如此人性，仿佛是一个垂死的男人说了一个故事，开了一个玩笑。
──记者、畅销书作家杰夫·沙莱特（Jeff Sharlet），
发表于图书论坛网站
· 他拒绝展览，拒绝做戏，拒绝显得很庄重。他把自己当做描写死亡的工具，而不是把死亡当做描写自己的工具……在记录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时，希钦斯没有诉诸他的英式幽默来回避这一艰难的主题，他没有让反讽或幽默盖过实事求是的风头。他没有用他的喜剧天才来躲避直面、省察、描述死亡。
——《三联生活周刊》贝小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