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的名字是与20世纪60年代一些极具先锋色彩的口号紧密相连的，熟悉她的名字和作品的人总是难免会想起那些当年曾引起国际文坛轰动的先锋口号：“反对阐释”、“坎普”、“新感受力”等等。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女性作家，桑塔格在生前逝后都受到了批评界极大的关注。每当她有新著问世，或参加了一项社会活动，都会紧接着出现大量的批评文章，或褒或贬地加以评论。对于种种评论，桑塔格生前统统置之不理。她最希望人们仅把她视为一个作家，这是她从小就梦寐以求的身份。应该说，桑塔格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她不仅为《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撰写了多篇稿件，还一度成了引领美国，甚至是国际范围内文化潮流的先锋。桑塔格生前出版了17部著作，有小说、随笔和文化批评，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去世后又出版了一部著作。她一生获得了无数的荣誉，重要的奖项有1978年因《论摄影》（On Photography, 1977）一书获国家图书评论业界奖；2000年因《在美国》（In America, 2000）一书获国家图书奖；2001年的耶路撒冷奖；2003年的德国书市和平奖； 以及2003年的奥地利王储奖等等。
虽然桑塔格的影响波及到了文化界的诸多方面，有关桑塔格的评论也比比皆是，但系统研究其思想和创作的著作却不多见，专门对其小说创作进行研究的则更鲜见。究其原因，大抵可以有以下几条：第一，桑塔格历来反对所谓的“阐释”，对60年代之前风行美国的新批评和“纽约知识分子”（New York Intellectuals）式的批评分别予以了批判，反对在世界之上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对那些批评、褒奖她的评论更是不屑于顾；第二，桑塔格的批评与论述庞杂繁多，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哲学、艺术、历史、政治、文学、摄影、医学、建筑、音乐等诸多学科，令众多仰慕她的读者望而生畏，也令批评界的学者一时无从入手；第三，桑塔格处在先锋文化和批评文坛的抢眼位置约四十年，前后经历各种思潮与理论的流变，桑塔格自身也经历着成长和对前期思想的不断否定，这让很多评论家一时无所适从；第四，桑塔格天资聪颖，又受到了系统的欧洲哲学思想的熏陶，经常在欧洲与美洲大陆间穿梭，批评和创作均受到了欧洲思想的影响，她所评论的人物要么是无甚名气的先锋派作家或导演，要么是思想深邃、不易读懂的思想家，她的小说创作也深受各种欧洲思想的影响，读来令人大伤脑筋。利亚姆·肯尼迪（Liam Kennedy）在《苏姗·桑塔格：心灵的激情》（Susan Sontag: Mind as Passion，1995）一书中虽然曾列举了影响桑塔格的一些欧洲作家、思想家，但整部书讨论的是美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桑塔格及其著作，至于欧洲文化和思想对桑塔格小说的影响，则没有系统的论述。
安德烈·纪德（Andrew Gide）曾经告诫人们，对于有些问题，以人类的智力，不宜追究得太深。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说的其实也是同一个意思。但对于桑塔格来说，她的思索和对思想的探求却是没有疆域和界限的。这不仅体现在她以思想性著称的批评论文中，在她的小说创作中，这样的情形也随处可见。桑塔格的政治理想、价值伦理和哲学思考固然因为她在多种政治和批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但是如果就用那些实践来概括桑塔格的思想和文学成就，又未免太过简单。这就涉及到了对桑塔格文学观进行深层次审视的问题。事实上，桑塔格一生关注文学与艺术的终极属性问题，关注文学作品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她所衷情的小说创作恰好为我们审视她的艺术主张提供了探索的平台，让我们在沉浸于她的艺术思索世界的同时更清楚地认识她自身。
“文学构成的一部分就是它的多重性（plurality），即书与书之间的对话。”桑塔格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如是说。只要文学活动尚在，这种对话就不会停止，而所谓的“终极意义”或“唯一意义”就只能是天方夜谭。法国理论家蒂费纳·萨莫瓦约 （Tiphaine Samovault） 也曾说：“文学的写就伴随着对它自己现今和以往的回忆。它摸索并表达这些记忆，通过一系列的复述、追忆和重写将它们记载在文本中，这种工作造就了互文。” 蒂费纳·萨莫约瓦：《互文性研究》，劭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对于互文性理论研究者来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其它文本的痕迹，这些文本可以是书写文本，也可以是非书写文本。如果我们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审视桑塔格的小说创作，会惊讶地发现这位举着“反对阐释”大旗的旗手实际上在自己虚构的世界里为众多的思想家们举行了一场盛宴，让不同的思想和意义在这里狂欢。在这个世界里，生和死没有了界线，现实和梦幻被混为一谈。还是在这个世界里，有人身着奇装异服，把美作为唯一的追求；有人眉头紧锁，思索走出迷宫的出路；有人把扭曲的秩序撕成了碎片并耽于享乐；还有人忧郁地吹起世界末日的号角，倾心收藏，试图让现在永恒。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惟一，只有多元；没有终极的答案，只有不断否定和反思，从而让思想在自我的世界里徘徊并发展。
第一节桑塔格其人
“我虽出生在纽约，成长在美国的某个地方，可是生命却是在中国孕育的。”桑塔格：《我及其他》，徐天池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页。桑塔格在她的一部短篇小说里这样写道。1933年1月16日，苏珊·罗森布拉特（Susan Rosenblatt）出生于纽约。母亲在临产前几个月，才独自离开在天津从事毛皮贸易的丈夫回到美国。苏珊5岁时，父亲因患肺结核在中国病逝。母亲回国后不久再嫁美国空军退役飞行员内森·桑塔格（Nathan Sontag），苏珊从此改姓桑塔格。在跟随母亲和继父在亚利桑那州生活的这段时间内，她大量地阅读了各种书籍。在读到居里夫人的传记后，她就打算将来成为一位化学家，后来还曾立志成为物理学家。最终，文学的魅力使她无法舍弃，开始了作家梦的追寻。
桑塔格自幼才智过人，六岁就插班到了三年级，十六岁就考进了伯克利加州大学，后来又转入芝加哥大学，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本科课程。芝加哥大学当时强调的是文本细读传统，期末考试采用考试的形式，而不是像其他学校一样要求学生撰写论文，因此桑塔格必须熟读西方文学和哲学的经典文本，努力解读伟大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作品及思想。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期间，桑塔格曾旁听年轻的社会学教授菲利普·里夫 （Philip Rieff）的课程，两人一见钟情，十天之后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当时桑塔格只有17岁。婚后她与里夫合作完成了里夫正在撰写的学术专著《弗洛伊德：道德家的思想》（Freud: The Mind of the Moralist，1959）。
两年后，他们的儿子戴维·里夫（David Rieff） 出生。随后，桑塔格和丈夫迁居波士顿，开始了在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学习。她在1957年获哲学硕士学位，然后便获奖学金赴牛津大学深造。翌年她转入巴黎大学旁听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讲课，二者很快成为朋友。她还在巴黎发现一批热衷于好莱坞影片并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探讨电影艺术的知识分子。她住在巴黎的拉丁区，在那里，每场戏剧表演结束后，观众都会针对戏剧情节展开长时间的热烈辩论。这种艺术氛围使她对包括荒诞派在内的法国现代派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她也开始阅读众多超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并继续研读“为艺术而艺术”唯美主义理论家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和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文章和著作。超现实主义作家和先锋派艺术家的左倾政治主张极大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桑塔格，他们柏拉图式的艺术家介入政治的模式后来促使她走访了古巴、越南和中国，并让她同情共产主义运动，写出了著名的《河内之旅》 （A Trip to Hanoi，1968）等作品。桑塔格在法国逗留期间还受到当地一些流行的哲学和文艺思潮的影响，尤其是以萨特、加缪和梅洛·庞蒂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给她以极大的启迪，为她后来所从事的文艺批评及创作实践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也极大地开阔了她的视野。
自从到法国接触了欧洲大量的精英知识分子以后，桑塔格原有的价值观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生命历程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1958年，回到美国后，她要求离婚，主动提出不要丈夫的资助而独自抚养儿子。1961年，她开始为著名的杂志社撰写批评论文，并先后在纽约市立大学、萨拉劳伦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79年，她接受《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采访时说：“摇滚乐真正改变了我……我认为是比尔·海利、彗星组合和查克·贝利让我不得不做出了离婚和离开教育界的决定。……五十年代研究高雅文化和热衷于大众文化的人完全不相往来，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对两者都感兴趣，而这一兴趣我却一直都有。” 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她开始关注并倡导先锋艺术，并且很快就以《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1964）一书在文坛展露锋芒。她不仅以权威的笔触评论哲学、文学、电影和历史，其文章内容还涉及到纽约和欧洲的先锋派文学艺术，把现代文学艺术的新潮流，尤其是欧洲的文学思想介绍给美国大众。这本书也标志着她与恪守“高雅文化”的以严肃左派文人为代表的正统纽约知识分子分道扬镳。随着评论集《激进意志的样式》（Styles of Radical Will, 1969）和《在土星的标志下》（Under the Sign of Saturn, 1980）的相继出版，桑塔格作为文化批评名家的地位基本得到了确立。同时，她的小说家声望也随着《恩主》（Benefactor, 1963）和《死亡之匣》（Death Kit, 1967）的问世而闻名遐迩。
在1970年和1974年，桑塔格在瑞典分别拍摄了两部由她本人撰写脚本并执导的影片《食人者二重奏》（Duet for Cannibals） 和《卡尔兄弟》（Brother Carl），开始了她本人关于电影实践的探索。她在《反对阐释》一书的第四部分中多处论及电影艺术，有关于布勒松、戈达尔和雷乃等人的电影，科幻电影和色情片的六篇文章。它们不是简单的影评，每一篇都旁征博引，十分精密和复杂，充满了她在美国被人屡遭嘲讽的所谓“法国腔调”。虽然桑塔格可以称得上是标准的影迷，在电影评论方面也绝对称得上大师，但是她自己拍摄的几部影片却都反响不大。在几乎同一个时期，桑塔格开始介入女性主义运动。在她发表的两篇文章《年老的双重标准》（“The Double Standard of Aging”, 1972） 和《妇女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 of Women”, 1973） 中，她提出妇女解放意味着权利的口号。她认为女人参加工作是从心理和性别的角度对生殖异性的攻击，一个摆脱压迫的社会应是两性同体 （androgynous） 的。因此，在一个解放了的社会，同性恋选择将与异性恋选择一样受到尊重，而两性同体的最大敌人是大男子主义。半个世纪前，英国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经典女性主义文本《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 中所阐释的女权主义思想，在桑塔格的著作里得到了体现。
虽然桑塔格在文化批评界和小说创作界，甚至电影界都闻名遐迩，但是多数人并不知道桑塔格生活的艰辛。她居无定所，经常入不敷出，早期靠教书、后来只能靠写作和编书维持生活。她虽然从60年代起就在曼哈顿定居，但直到1990年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为期五年共34万美元的学术津贴，加上首次拥有文学代理人而得到的可观收入，才得以买下自己的住所。1976年后，她先后患上了几种癌症，因为付不起医疗保险，只能仰赖朋友的慷慨筹款，才得以同病魔搏斗，并完成了轰动一时的名著《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1978）和《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 1989）。这些关于疾病的著作得到了众多行业人士的反应，文化界、医疗界乃至心理学界都频频发表文章进行评论，桑塔格也因此书受到美国妇女全国图书协会的表彰，理由是这本书是由一位女性作家撰写并改变了世界的75 本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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