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超前立法与社会发展的不可把握性
社会生活的多元复杂，且不断地重组变动，而立法必须以相对稳定的、成型的社会事实为基础，所以，以西方成熟的工商社会作为假想的中国未来图景，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法律，可谓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不得不然。此种“超前立法”能否得到最终落实，主要取决于社会是否按照立法时预想的未来图景发展，如有偏差或背离，立法必然落空，依法办事也就无从说起了。
笔者读本科时，有“破产法之父”之称的曹思源先生到法大演讲，讲述《破产法》制定的前因后果。当时制定《破产法》，有借《破产法》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意图，通过大规模的企业破产重组，引入民间资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事实并未如愿，由于中国原始积累的特殊性，国有企业改革牵涉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企业制度改革，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改革。所以《破产法》制定后，国务院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一系列的批复和解释，以指导和规范实践中的破产，这些法规和司法解释实际上将《破产法》架空了。最终，国有企业没有几家破产，《破产法》倒是先破了产。举出《破产法》的例子，旨在进一步说明，社会发展往往是我们无法精确把握和预期的，超前立法存在着很大的落空风险，一旦立法落空，有法不依便是必然。
3.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的急剧变迁
法律作为人们行为的指引，力求稳定，这样才能产生合理的行为预期，使社会生活有序化。即便社会的发展要求法律作出相应的变革，法律也总是寻求各种办法，以不变应万变。但是，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办法仅仅适用于社会缓慢变革时期，当社会急剧变革时，法律与社会间的裂痕太大，旧规则掩盖不了新现实，脱节、抵牾不可避免时，有法不依就登上台来。
中国当下就处于急剧变革时期，不是“十年一变”，而是一年一变，变革的剧烈往往出乎主事者的意料。社会可以一年一变，甚至一天一变，但法律无法按照这样的步调变来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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