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归鸿》：
面试 当兵是我们少年时代许多人的梦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的口号叫得正响，北方边境局势扑朔迷离，东南亚那边更是烽火连天。看着《鸡毛信》《红孩子》《英雄儿女》长大的那一代，心里总是叠印着绿色的少年梦幻。
“文化大革命”那些动乱的岁月里，除了“工农兵”，似乎再没有其他“纯粹”的社会职业，其中最令人钦慕的就是军人。在纷乱的烟台街头上，一些顽皮的孩子骑着自行车，飞快地从戴军帽的行人身边掠过，迅疾把军帽抢走。要是有人穿件草绿色军服游走街头，那可比现今任何时尚衣饰都耀武扬威。
我家住的大院有几户军人家庭，人家的孩子就穿了重新剪裁了的军服，脑袋上还扣上一顶军帽。看了着急，更有几分妒忌，就软缠硬磨地让妈妈扯了几尺土黄色的布，又四处寻摸了几个老式军服的纽扣，请人缝制了一件“军服”上衣。穿上后，对着镜子上下打量，却怎么也找不到解放军的感觉，倒像是电影里“二鬼子”模样。
那时候，“一人当兵，全家光荣”，门楣上挂着的“光荣人家”小牌牌，不知让多少人家羡慕，也不知让多少人家趾高气扬。我还有几个月就面临毕业，“九年制高中毕业生”除了上山下乡，或者几个当班干部的同学被挑去“三线”军工厂，也没有多少出路可以选择。
我们家4姐弟，大姐已经下乡两年多，二姐分到一家制药厂，我和弟弟还在上学。“工农”都有了，只缺一个“兵”。
我没抱太大奢望。爸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冲击，“解放”没几年，当时还在“五七”于校参加劳动。在学校，无论学业，还是日常表现，我都不属于“显山露水”的那一伙。
小时候，我口拙嘴笨，不善与人交流。读初中时，班里上课前，要有一位同学领读一段“毛主席语录”，还得领唱一首“革命歌曲”。虽说准备了好几天，但轮到我领读、领唱的那天，还是紧张得面红耳赤，捧着“语录”的双手一直在抖动，话语磕磕巴巴；领唱的歌曲是很熟悉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可一出口，竟然把歌词直接念了出来，惹得老师着急，同学侧目。
我是班里的“基干民兵”，大小也算个“人物”。有一次，班里组织同学给“基干民兵”提意见，坐在我课桌后面的一位女同学站起来，毫不客气地指出我的主要缺点：“整天价死气沉沉。”好像还缀上一句更伤人自尊的话。
轮到我站起来表态时，并不敢提任何异议，除了把“死气沉沉”悄悄换作“暮气沉沉”之外，只能诚心检讨，表示悔改。
木讷的我，也有自己的人生“理想”。有人问我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当解放军！“文革”后，尤其是1968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我便隐隐感觉到，幼年时的这个“理想”，怕是难以实现了。
似乎应了“自古穷通皆有定”那句话，机会来得让我有点儿不知所措。
1970年秋季的一天，我被妈妈喊到烟台市法院机关的一个院落，还让我带上家里那把爸爸常拉的二胡。
和妈妈一起陪我的，是一位我挺熟识的叔叔。他说：“部队招文艺兵，你去试试。” 胳膊夹上二胡，就朝一栋二层楼房走去。
走到楼下，忽听一间房屋里，传出阵阵悠扬动听的二胡乐曲声。直到今天，还能记得那二胡演奏时的旋律：慢板时有如小溪淙淙，快板时恰似落盘珠玉。
不知道二胡是谁拉的，但知道自己的琴上功夫不如人家，就想打退堂鼓；身子就不由自主地向后退缩。
还是那位叔叔给了我勇气：“别怕，上去试试再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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