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困境中的合作：人与情境的交互作用》：
三、过程监控
在管理社会困境过程中，还需要注重对社会规范以及制度等方面的建设。这种外在的力量一旦稳固下来之后，将可能导致个体缺省地做出合作行为，也有可能发展成为个体内在的动力需求。
（一）关于社会规范
规范是人们对自己应该如何行为的一种稳定性的预期。当行动者本人预期到他人如何行为，别人也预期到行动者在如何行为时，这种预期便形成一种群体成员广泛接受的共同信念，这些信念说明了群体成员在某种特定情境中应该如何行为，通过非正式的社会共识来激发个人行为的规范执行，社会规范能够在没有法律的强制下指导或限制个体的社会行为。当加入某一集体行动的人增多时，人们会预期到加入这一行动不会有太多的顾虑，而不加入此行动则需承受更大的压力，因而，人们便倾向于加入到集体行动中（赵鼎新，2006）。
如果群体强调合作，那么合作性社会规范得以建立，人人乐于奉献，公共物品得以最好地实现，公共资源可以避免被消耗殆尽。但是，人们所面临的情境、群体中其他人的行为、互动过程等可以激发出不同的社会规范。例如，同样是社会困境情境，在经济领域（如商业）里，自利行为是其内隐规范，而在非经济领域（如道德社会）里，公平、利他等成为其社会规范（Pillutla.Chen，1999）o
反观现实，我们经常会发现人们乱扔垃圾、闯红绿灯、在景区里胡乱刻画等不文明的行为，这似乎说明很多社会规范是不合作的、不道德的。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在大群体中，人们经常期望他人首先合作。如果其他成员也合作，那么这一规范就会促成合作行为；而其他成员背叛会导致他们自己被排除在合作之外。如果群体中哪怕是有一个人没有合作（并且其他成员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这一规范就会被违反。不良的社会规范只能更加传递不好的社会行为。人类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有条件的合作这样的社会规范（Fehr，Fischbacher，2004a）。对他人的合作回报合作，而对他人的背叛回馈背叛。互惠是最常见的也是促进合作最有效的一种行为方式。
如果群体规模比较小，则需要鼓励群体成员进行沟通（Pavitt，2011）。例如，让群体成员就所面临的具体的社会困境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让他们能够彼此理解对方的决定以及做出决定的理由，那么这些措施也可能凸显社会规范，从而提高成员的合作水平。当群体规模小而且凝聚力强时，更应该考虑建立这样的规范，而一旦失范，不仅当前的社会困境问题难以有效解决，而且还会破坏问题解决的长期性，甚至造成群体解体和重构。
我们还可以通过制定一些“规范性”措施来管理社会困境问题。例如，在社区里设立某种荣誉奖项，鼓励人们回收垃圾；鼓励人人参与到回收垃圾行为中，并且监督社会成员的行为等。由于许多社会困境中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匿名做出的，因此，人们很有可能轻易地回避社会困境问题的责任，因而对搭便车者及时、有效地实施惩罚可以增强他们的规范意识。如前所述，这些措施能够促进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同时，这些规范性指导能够产生积极的副产品，即它们提高了群体凝聚力，增强了成员对这一社区的认同，这样有助于解决大量社会问题（如犯罪、对老年人的支持等）。
制定社会规范的最终目的是能够促使人们将外在的社会规范内化，从而将社会规范演变成个人规范，这样能够更有效地指导个体的行为，而且，规范内化后也容易迁移到不同的社会困境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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