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与权力 摩根索论文集》：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个不同意义上很极端的例子：假设我们自已正要总体规划下一年度的军事行动。同样，要实现这个规划，取决于两类预设：首先，军事领袖将做出特定行动，即下达这个规划的实施所需要的命令；其次，存在独立于他自身行动的种种条件，他行动的做出以及他欲求的结果的实现正取决于这些条件，举例来说，这些条件包括：军营中兵力及物资的量和质之间的预期比例，这个规划的设想与实施之间的军事状况的预期发展，下达的命令的忠实执行，地理和天气条件，诸如此类。这些因素中有些根本不受规划者控制，另一些则只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受规划者控制；它们中任何一个都无法以任何可观的程度的确定性得到预见；它们中任何一个的缺失都可能阻碍规划的成功实施。军纪构成一种努力，试图根除个体不由自主的种种行动和反应本身，如我们所见过的，这些行动和反应正是社会因果关系不可预测性的主要渊源之一。军纪还构成另一种努力，试图把个体行动和反应本身减少到统计学上的平均值，从而允许存在预测上的一定程度的确定性，作为惯例，只有诸自然科学才能声称拥有这种程度的确定性。
历史上的极多场合里，这些因素中这个或那个的缺失阻却了军事规划。命令会传错，会遭到误解，或没得到执行，就像1920年华沙战役中的俄军。敌人也许没做另一方预期他会做的事，或者反过来，这大致解释了美利坚南部联盟在盖茨堡战役中的失败。双方中任何一方在被俘、伤亡、物资上的损失都可能超过预期，也可能在预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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