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之神与联合国秘书长：为国际和平而奋斗之领》：
艾冯诺在1932年10月17日被国联理事会指名，12月9日指名被总会认证。秘书长职能的行驶被定在1933年7月1日。艾冯诺是根据国际联盟宪章第6条第2项的规定被选出的国际联盟最初的也是唯一的一位秘书长。他的前一任德鲁蒙德是在国联规章的附件里被提名的，而他的后一任尚·雷斯德（SeanLester）在1940年非常时期以秘书长代理的身份承担起这一职务。艾冯诺很明显的在刚一开始就似乎和前任德鲁蒙德的政治能力格格不入。但针对世界经济的恐慌，艾冯诺秘书长通过他在经济上的经验和能力去寻找解决的办法，似乎成为了更加紧迫的事情。艾冯诺尽管不是一位有演说能力的演说家，但是关于国际联盟的各项事宜做了很多次的公开演讲。他的演讲不仅非常形式化，而且在演讲过程中还涉及了种种国际联盟的程序，艾冯诺在谈及面对独裁者们国联的未来的发展前景的时候，他总是避免直接的反应，因此原本应该由秘书长去引领的国联给人们留下一种没有希望的印象。艾冯诺在国际联盟的长廊里对已经被传阅的国联规章的“改革”方案，并没有过多的关心。不仅在政治上的活动如此，他在国联的经济上以及社会的各项事务上也都没表现出任何活跃的势头。艾冯诺的见解既不乐观也不新颖，而且他也不像是能够被寄予厚望的领导者。60不仅如此，而且他的看法往往要符合英法两国的外交部的意见。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英法两国向来都有无法调和的矛盾，艾冯诺也没有根据他们之间的不和在被分裂的欧洲大陆上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国际联盟理论。
1931年中日之间的矛盾成为国际联盟最初的也是最大转折点。当时中日矛盾成为了国际联盟要面对的最重大的国际问题之一，这一问题成为艾冯诺秘书长提升国联的最初机遇。但是结果他却没有对秘书长职位、国际联盟还有世界和平作出任何贡献。在这场满洲危机当中，艾冯诺秘书长的作用和见解主要有三方面的特征。第一，和联盟之前的氛围形成鲜明的对比，艾冯诺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以不作为的方式防止被别国加以利用，这样表面上呈现出同情日本假象。第二，1933年艾冯诺在成为秘书长充分掌握国际联盟对这场纷争的措施以前，故意维持着低姿态。第三，作为秘书长的他并没有从政治上对这一纷争采取行动，取而代之的是最小化的从技术上援助，而且他还拒绝一切与日本过于相抵的援助。1928-1929年他对中国的访问多多少少改变了他以前对中国的看法。艾冯诺确定无疑的也知道把联盟在中国的援助当成是防止中日战争的手段。1929年远东的旅行当中当然他也访问了日本，当时他把日本的大中国政策只当成是日本的一种外交政策。但是1931年9月日本对Mukden攻击以后，艾冯诺看起来已经对联盟的政治性的重要作用不太关注。1931年7月1日艾冯诺成为秘书长的时候，日本已经准备从满洲撤出兵力，但这一切都不是国际联盟的功劳。艾冯诺成为秘书长3周以后，秘书处商议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地位，成员国商讨如何使国际联盟在实践层面发挥它的作用.对此艾冯诺主张国际联盟要适当的回避政治性的问题，取而代之将国际联盟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技术上的援助，并且认为这种援助在中国是行之有效的。1933年技术合作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Technical Collaboration）由国际联盟理事会建立，艾冯诺对技术合作特别委员会的业务非常关注。这个特别的委员会的主要作用是满洲危机之后对中国南京（Nanking）政府说实施的各项技术援助计划。艾冯诺秘书长认为和中国的技术合作是国际性的重要问题。除此之外，他对实施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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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千年宣言
★联合国不可或缺，应重新认真审视其地位何作用。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