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大讲堂（第二辑 第1卷）》：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和家庭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变以及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交换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了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与配第不同，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更看重分工和交换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斯密以自己曾考察过的一个雇用了10个人的英国制针工厂为例，深入浅出地分析和阐明了分工和专业化以及交换对于提高劳动生产力所具有的巨大作用。他指出，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人，即使竭尽全力，或许一天可以造出1枚针来，但肯定造不出20枚针来。如果把制针工作分为工艺内容互不相同、加工程序又紧密衔接的18道工序，即便是一个规模不大、人手也不多、机器装备更显不足的工厂，也会由于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工人的努力，而使这个工厂平均每天至少制造48000枚针，即每人每天平均要制造出4800枚针。交换则为制针效率的这种提升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斯密特别看重分工和交换，但这并不表示他不重视土地和劳动。恰恰相反，在他看来，在给定土地和劳动的前提下，“只要能采用劳动分工，劳动生产力就能成比例地增长”。显然，斯密得出上述逻辑结论，是与其生活在前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由交换扩大引起的分工扩大、分工的扩大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劳动生产力成倍增长这样一个现实分不开的。
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大卫·李嘉图生活在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叶英国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迅速过渡的产业革命时代。英国产业革命迅猛发展，不仅提高了劳动的价值，而且凸显了资本的作用。与此相对应，资本和劳动的稀缺程度不仅明显上升，而且很快超过了其他生产要素。李嘉图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最先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深刻地分析和指出：“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正是由于机器的发明、技术的熟练、更好的分工以及更有利于交换的新市场的发现等，才使同量劳动创造出了更多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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