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有益 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
我为什么叫盖叫天 盖叫天 在汉口搭班唱戏的时候，我母亲打河北老家来到上海。母子几年不见，我听说母亲来了，就急着赶回上海。回到上海，我大哥的病还没有好，闲在家里督促我练功学戏。我每天半夜三点起身，到山东会馆附近去练功。那时这一带还很荒凉，都是小河和坟堆。
天墨黑的，一夜大雪，地上的雪积了尺把厚，路上只有半夜去上工的湖丝阿姐，坐着独轮小车吱吱呀呀地走过。没有路灯，本来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却借着闪烁着的雪光才能看见迎面走来的人。到了山东会馆，用脚把雪一阵扒踢，扫出一块空地，脱了衣服就翻起筋斗来。一路上四肢已经冻木了，这时候摔在地上也不知道痛。等到天亮，行人渐渐多起来，这才歇了功回家，到家还不敢就进门，待在门外慢慢活动一会，然后才敢进屋。因为家里等着我去生炉子煮饭，在外面冻了半夜，耳朵鼻子都冻硬了，乍碰着热，一冷一热，不小心会生病。
除了练功，大哥还先后给我请了两位老先生教我，一位是杨文玉老先生，一位是薛桐寿老先生。薛老先生是唱老旦的，曾在太平天国军中的一个科班里坐科，我的《滑油山》《钓金鱼》《断后龙袍》这些戏就是跟他学的。他因为在军中生活过，所以又会操法，无论排兵布阵、交锋对垒他都精通。这些学问对我以后在戏中设计两军对阵的开打和各种队形的变化有很大帮助。他又会上墙，一丈多高的墙，他踩着人的肩膀一纵身就上去了。他的这身本领叫我着迷，跟着他我学会了不少东西。大哥久病在家，一家人的生活没有依仗，这时我跟着两位老先生已学了有十几出戏，不能老在家里待着，没办法，只好跟蟋蟀似的出去咬吧，不咬没小米吃。杭州、苏州是大地方，北京来的角儿除上海外，大多要去这两个地方演唱。为了挣钱养家，我只好去杭州搭班。
那时杭州城里市面冷落，城外拱宸桥一带是英租界和日本租界，商业市面都集中在那里。杭州一共有四个戏馆：天仙、荣华、阳春、福仙，我最初就是搭的天仙戏馆的班子。
本来我的艺名叫“金豆子”，是天津隆庆和科班的老齐先生起的。他瞅我长得精神抖擞，挺有斗性，又演的是武戏，才给起的这名字。这会儿我十三岁，人站在那儿，像个画眉鸟似的，挺精神的。可是唱文戏用这名儿便不怎么合适，所以到了杭州大伙儿给我合计着另外起个艺名，研究来研究去有说叫“小菊仙”，我不喜欢。那会儿谭鑫培叫“小叫天”，我说我就叫“小小叫天”吧，我的意思是借着他的名儿，弄点小米吃。不料在座有一个人瞧不起我，在一旁冷笑说：“哼，你也配叫这名儿！”这一下把我说火了，我年少气盛，和他当场顶起嘴来。为什么我不能用这名字？能把人看死了吗？不光是继承前辈的艺术，我还要自成一家，“盖”过叫天，独树一帜呢。就这样，我意气用事地用上了“盖叫天”这三个字。
在杭州，我头一天的打炮戏是《天水关》，我饰孔明。第二天的戏是《翠屏山》，因为我有《昊天关》和《赵家楼》的武戏底子，所以戏里石秀耍的一路六合刀，很受欢迎。第三天的戏是《断后龙袍》。头一二天是老和尚的帽子——平平塌塌。第三天唱下来就有好评了。到第四天，我演的是《十八扯》，戏中兄妹二人在磨房中，一面磨粉，一面唱各种曲调消遣，我饰妹妹一角，踩着跷，挺讨人喜欢的。十三岁的小武生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而且不论老生、老旦、武生、花旦都能唱，所以几天打炮戏唱下来，立刻就“红”了。戏馆给我七十元一月的包银，这在当时已不少了。我娘在家等我挣钱买米下锅，大哥等我挣钱治病，打这时候起，我就背起一家人的生活担子了。
在天仙唱了有八个多月，阳春戏馆约我过班，加了我十块钱包银。在阳春唱了五个月，又回到天仙唱三个月，前后在杭州唱有一年半，然后又去苏州。第一次到苏州演出的戏码我记得是：《翠屏山》《定军山》《白水滩》《搜孤救孤》和《桑园寄子》这些戏。同样受到苏州观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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