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死刑制度研究》：
（1）明诏或明令赐死。这种刑罚的隐秘程度最浅，它是由使臣明确传达朝廷书面或口头的旨意，通常在命令中列出处死的罪状，让罪犯当场自尽。使者往往随身携带着行刑的器物，或为刀剑。如沙丘之变中赵高、李斯私下图谋，“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长子扶苏曰：‘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两汉赐剑而死的记载较少，武帝以降出现了赐死的专用刑具“欧刀”，如《后汉书》卷46《陈忠传》曰：“昔韩嫣托副车之乘，受驰视之使；江都误为一拜，而嫣受欧刀之诛。”李贤注：“武帝猎上林中，先使嫣乘副车从数十百骑驰视兽，江都王望见以为天子，伏谒道傍。嫣驱不见，王怒，为皇太后泣言，太后衔之。后嫣出入永巷，以奸闻，太后赐死也。”另外，《后汉书》卷38《冯绲传》曰：“父焕，安帝时为幽州刺史，疾忌奸恶，数致其罪。时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诈作玺书谴责焕、光，赐以欧刀。……焕欲自杀，绲疑诏文有异，止焕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恶，实无它故，必是凶人妄诈，规肆奸毒。愿以事自上，甘罪无晚。‘焕从其言。”从历史渊源来看，先秦至秦代国君命大臣自尽多赐以剑器。如《左传·襄公三年》：“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晋侯怒谓羊舌赤曰：’合诸侯以为荣也，扬干为戮，何辱如之？必杀魏绛，无失也！‘对曰：’绛无贰志。事君不辟难，有罪不逃刑。其将来辞，何辱命焉？‘言终，魏绛至。授仆人书，将伏剑。士鲂、张老止之。”《左传·哀公十一年》：“（伍子胥）使于齐，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反役，（吴）王闻之，使赐之属镂以死。”《史记》卷73《白起列传》：“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秦昭王与应侯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余言。‘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又如前引秦二世对扶苏赐剑自尽之事。看来“赐以欧刀”是由赐剑自尽的做法演变而来的，西汉中叶以后刀在短兵器领域中代替了剑的地位，赐死的刑具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其次为毒药。郭璞诗云：“蝮维毒魁，鸩鸟是瞰。拂翼鸣林，草瘁木惨。羽行隐戮，厥罚难犯。”汉代隐诛用药毒杀之例甚多。例如成帝绥和元年（前8），废皇后许贵人与定陵侯淳于长沟通，图谋复位。“废后因孊私赂遗长，数通书记相报谢长。书有悖谩，发觉，天子使廷尉孔光持节赐废后药，自杀，葬延陵交道厩西。”同书又载女官曹宫受赵飞燕姊妹忌害，被成帝下诏赐死，由掖庭狱丞籍武执行。“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绿箧，记曰：’告武以箧中物书予狱中妇人，武自临饮之。‘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蹄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女自知之！‘伟能即宫。宫读书已……饮药死。”又敬武长公主与薛况私通，“哀帝外家丁、傅贵，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为安汉公，主又出言非莽。而况与吕宽相善，及宽事觉时，莽并治况，发扬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诏赐主药。主怒曰：.刘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挤宗室，且嫂何与取妹披抉其闺门而杀之？，……遂饮药死。”王莽之子王临与宫婢原碧私通，图谋作乱，被莽获知，“收原碧等考问，具服奸、谋杀状。莽欲秘之，使杀案事使者司命从事，埋狱中，家不知所在。赐临药，临不肯饮，自刺死。”
从以上案例来看，这类死刑仅凭皇帝或权臣、太后的旨意来施行，其特点是并未经过廷尉、宗正等司法机构审判定罪，充分体现了君主专制制度的独裁和判罚的随意性。由于赐死只是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其判决结果未必公正，因此曾经遭到世人的批评。例如汉明帝“以浮陵轹同列，每衔之，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单辞告浮事者，显宗大怒，赐浮死。长水校尉樊倏言于帝曰：’唐尧大圣，兆人获所，尚优游四凶之狱，厌服海内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后殛罚。浮事虽昭明，而未达人听，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李贤注：“单辞谓无证据也。《书》曰：‘明清于单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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