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网络社会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网络社会治理与网络社会狂欢。这两方面内容似乎可以表明，我们主张针对网络狂欢引起的社会变动而开展对网络社会的治理。然而，我们的目的并非仅是对网络社会的治理，而是主张实现社会治理的一种创新，即网络化的社会治理。本年度报告的主旨是：社会生活网络化的快速发展，引起了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已经充分表明，网络化的信息社会是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新社会形态，原来在工业社会甚至是农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不适时宜，应当以新社会形态为基础实现传统社会管理向网络化社会治理的转变。
一、网络化变迁对社会治理的挑战
在2011—2012年度《中国网络社会研究报告》的“导论”中，我们曾论述网络化快速发展引起了社会的复杂变迁。时至今日，网络化引起的中国社会变迁更加广泛而深刻。可以说，网络化推进的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变迁，其影响的力度远远超过了机器的发明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在遍及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面的网络化引起的社会变迁中，最明显、最重要的变化是缺场交往的快速发展、传递经验的地位提升、社会认同的力量彰显和社会权力的结构转变。
参见刘少杰:《中国网络社会研究报告2011—2012》，导论，1~1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因为交往是社会的基本形式，经验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认同是社会的精神指向，权力是社会的支配力量，当这些社会结构的基本因素都发生了变化时，就没有理由认为网络化引起的变化仅仅是局部的或枝节的变化，而应当明确承认网络化引起的变化是社会结构的总体转变，是一种新社会形态的诞生。卡斯特十分明确地指出，网络社会崛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变迁，而是人类社会在工业社会基础上进入了一种新社会形态。在卡斯特看来：“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重构，已经诱发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网络社会。”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这个新社会的组织形式以其普遍的全球性，扩散到了全世界，一如工业资本主义及其孪生敌人——工业国家主义在20世纪所做的那样，它撼动了各种制度，转变了各种文化，创造了财富又引发了贫穷，激发了贪婪、创新和希望，同时又输入了绝望。不管你是否有勇气面对，它的确是一个新世界。”
同上书，1~2页。
■中国网络社会研究报告2015■
导论网络化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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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社会形态的论断，实际上是受到了马克思社会形态变迁思想理论的影响。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形态变迁的根本动力来自生产力，而生产工具则是生产力发展变化的标志或尺度，因此，必须依据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来判断新社会形态的诞生。卡斯特的根据正是计算机和移动通信技术是当代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它们的广泛使用必将引起生产力的变革，并推进生产关系直至上层建筑的变迁，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迎来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
如果承认网络社会是一种有其真实根据和崭新结构的新社会形态，并且网络社会的各种因素已经影响社会各个层面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那么当前作为党和政府以及社会相关机构高度重视的社会治理，就应当把这个不可轻视的重大社会变迁作为开展这项工作的现实基础或重要背景。然而，事实却并非这样简单。自2006年中央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虽然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成为中央和地方的中心任务之一，近十年来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努力实践，但并未明确地把网络社会的崛起作为实现这项战略任务的基础和背景，而往往是将之作为开展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的一个难题去对待。
怎样看待网络社会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难题？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社会形态，它的大规模发展只有不到十年的时间，人们对这个迅速进入社会生活各种层面的崭新变化，尽管有身临其境的直接感受，但对这种变化的复杂性和深刻性的认识还十分有限，对网络社会出现的大量新社会现象难以作出符合实际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对网络社会发展变迁认识的局限，一些政府机构或某些官员往往还是沿用管理工业社会甚至农业社会的模式开展社会治理工作，通常不是把网络社会作为社会治理的新背景或新基础，而是仅从技术手段角度来对待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甚至过高估计网络化发展对社会秩序冲击的消极性，把社会成员的网络信息交流和网络群体行动作为严加监控的对象。
如同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管理必须适应其管理对象的发展变化一样，社会治理也必须根据社会的发展变迁作出相应的调整，特别是当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社会形态已经崛起之时，更应当别无选择地调整原来在工业社会或农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管理方式。虽然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并没有因为新形态的网络社会的崛起而退场，工农业生产以及以之为基础的社会生活仍将持续地存在与发展下去，但正如工业社会崛起并没有消除农业社会却不可否认地获得了社会支配地位一样，网络社会也在同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的并存中获得了不可抵挡的支配地位。不仅网络社会本身的崛起与扩展要求社会治理作出调整，而且从网络社会对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支配作用来看，也应当作出与时俱进的变化。
社会学对社会治理应当根据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的问题作出了很多论述。面对工业社会快速发展引起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涂尔干论述了依靠宗教信仰或道德教化而实现的机械社会团结，向依靠社会分化而导致社会成员功能依赖的有机社会团结的转变，其实质也可以看成是对社会治理方式转变的论述。韦伯关于传统权威、感召权威、合法性权威以及科层制的论述，更明确地揭示了伴随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社会统治方式和管理模式发生了形式与实质上的变化。
在当代社会学中，社会学家对社会治理应当适应社会变迁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福柯论述了欧洲古希腊、中世纪到近现代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治理的宗旨或目标发生了从城邦安全、君主安全、领土安全到人口安全的变化，西方社会治理方式也发生了多次重要转型。福柯推崇以人的自由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他称之为生命政治或生命治理。福柯指出：在自由主义治理技艺下，“自由主义是每时每刻制造自由、激起自由并生产自由，当然还伴随着（一整套）约束和制造成本问题”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5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生命治理是注重人口安全的治理，它在依靠人的自由意愿、自由行为的基础上，维护个体与集体的利益，追求人口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协调。
吉登斯依据当代社会已经从匮乏转向富裕、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变化，论述了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转变的思想观点。在吉登斯看来，物质生活资料匮乏问题的解决，不仅导致了统治者对被统治者武装镇压的收敛、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暴力反抗，而且要求社会治理方式随之发生变化。吉登斯提倡用生活政治替代解放政治。解放政治所关心的是消除剥削、不平等和压迫，把人从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因而它是一种“脱离”的政治；生活政治则是对“我们怎样生活”的问题进行反思的政治，是在高度现代性条件下重建人类自由和有道德的生活的政治，因而是一种个体获得自主性的政治。不难看出，吉登斯的所谓生活政治也就是我们所论的社会治理。
总之，社会学中有大量关于社会治理应根据社会变迁作出相应调整的思想理论，十分值得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与社会治理实践认真借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前大规模开展的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与实践中，人们不是借鉴社会学已有的研究成果，因时制宜地根据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探寻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新模式，而是因循守旧地重复一些旧的社会管理方式，导致耗费了巨大人力和物力的社会治理走向表面化和形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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