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治理现代化的衡量标准
（一）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标准
通过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相辅相成的成长过程，最终要达到什么样的治理目的和目标，这就是治理现代化价值标准问题。
我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治理历史的文明国度，不仅有大量的治理案例、丰富的治理理论、令世人惊异的治理机制、良好的治理效果，而且最终形成了中国绵延的治理价值理念——中国人对国家统一的高度认可。而这一价值理念又进一步塑造了中国的治理结构和模式。因此，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标准的确立不是可有可无的。
在检视其他国家的治理现状和历史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每个国家也都有其治理的特色和历史传承，印度的民主制度特色鲜明，但其国家政权的效率遭到诟病；新加坡的法治特色鲜明，但因人口少，其借鉴的推广价值比较具有局限；欧洲治理的特点是建立一体同盟，但其统一的基础在不断撼动；美国的法治、民主被奉为现代国家的经典，但是国内日前也爆发几十个城市对于警察执法的抗议，而在国外力图植入别国时也久难见成效；阿拉伯诸国中宗教在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突出，其现代民主、现代文化又显不足……
总之，这些状况说明现在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将治理理论所有要素完美体现的国家，也没有一个完美的可供照搬的国家治理理论与模式。那么，治理的核心和标准是什么呢？国家治理不在于样子多么好看，要素是如何齐全，结构多么完美，治理的关键在于其内在的价值内核，价值内核是其生命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内在价值一是体现在传承方面，即突出我国大一统的特点，突出我国国家政权的权力。二是又赋予了新的现代化价值取向，坚持将人民利益法制化，赋予法治以公平和正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传统社会被打破，现代社会未成形，需要国家有力的、高效的治理整合，发挥国家政权的权力运作优势，这是必然的选择。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制度文明又在动态的成熟之中，将其中萌生和蕴含的现代价值加以弘扬和倡导，也是国家治理吐故纳新、推陈出新的结果。
不难看出，中国的治理理论与实践面临着转型和现代化的任务，同时还肩负着将中国治理核心价值理念薪火相传的历史使命。
加强国家政权的一体化和突出法治所代表的公平和正义是中国治理现代化的两个重要价值标准。这两个重要价值标准牵扯到现代化语境治理现代化模式和路径选择问题。
西方国家建立了现代化国家，现代产权制度、民主法治制度以及宗教、科技、教育等制度，但是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路的发展看来，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全球经济危机。从一国到多国，从金融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有关专家认为危机“仍未见底”。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国家的治理危机，而美国等国家将现代化国家模式植入其他国家的尝试也都令人沮丧。在阿富汗，美国“十年努力和数千亿美元的投资，迄今为止没能培植出一个稳定合法的国家”。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0，第14页面对这些，我们不能不反思西方现代化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系统了。
中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道路，习近平说：“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道路包括几个基本的、不能动摇的方面。第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主体地位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结合。第二，在坚持历史与现实统一方法论下，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第三，从中国实际出发，在体制完善上突出两条腿走路，即法治建设和协商民主建设。
（二）治理现代化的组织标准
治理体系的运作和能力的体现都离不开设定科学的组织标准。国家在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进行综合治理的过程中,需要构建政治权力系统、社会组织系统、市场经济系统、宪法法律系统、思想文化系统等，其组织结构的设置需要服从组织标准，并以这一标准来校正组织系统的运作，才能优化它们之间的关系、保障它们处于一种较为理想的运行状态，使之有机构成一个治理组织系统。
从过去的“管理”模式到现在的“治理”模式，对治理组织标准到底有什么要求呢？
多元：治理的主体包括党、国家、政府、社会、公民等。其中党的领导是第一位的，没有党的领导一切都无从谈起。
法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实现治理方式的法治化，用法律来保障各项规定制度的实施，用法治思维来约束政府的行为，用法推进多元治理文体的有效治理。
协商：协商不是个人利益、个人权利的简单相加，它注重聚合。从国家和政府角度来看，要克服全能主义管理带来的困境，不仅仅要注重选举民主，更主要的是注重协商民主。在决策程序上从经验决策转向科学决策，在决策机制上从非制度决策转向制度化，离不开协商民主。从民众角度来看，公民需要投票选举，但是也需要讨论和协商的环节，在充分的协商过程中公共利益才能够从个人利益、集团利益中得以明辨和确认，为公共政策和公共决策提供切实的依据。
合作：在政治上注重民主化，加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协、人大、社会各界别、社会团体、基层群众的民主参与和相互合作；在经济上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不同部门的合作；在文化上各民族文化彼此尊重，并取长补短、求同存异。
共治：权力运行轨道向平行的、互动的、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的纵横发展，实现政府主导、公民参与、社会协同的良性互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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