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制度:唐代试策及其他考述》:
它主要是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取。这样,就不能不直接对文学发生作用。这种作用,应当一分为二,如果就它以甲赋、律诗为正式的考试内容来考察,那基本上只能算是促退的;而如果就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的行卷这种特殊风尚来考察,就无可否认,无论是从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这就是《文学与制度:唐代试策及其他考述》的一个极其简单的结论。”其后,傅璇琮先生出版了《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将考察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唐代科举,在尊重程千帆先生的结论的同时,也就唐代文学繁荣和发展问题做出论断:“人们往往有一个误解,以为进士既称为文学之科,那就是试诗赋,于是就促进了唐代诗歌的繁荣。实际情况恐怕倒是相反。在唐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进士考试是与诗赋无关的。”“由此可见,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的固定的格局,是在唐代立国一百余年以后。而在这以前,唐诗已经经历了婉丽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阶段,正以璀璨夺目的光彩,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在这一百余年中,杰出的诗人已络绎出现在诗坛上,写出了历世经久、传诵不息的名篇。这都是文学史上的常识,不需要多讲的。因此,那种片面地强调唐代进士以诗取士促进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在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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