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不是所有的早期国家都具备官僚体系。它们中的很多都不是完全官僚化的，因为它们的规模很小。比如7-8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①；或者它们的官僚化程度相对较弱，特别是在被征服领地即殖民地，如阿兹特克人国家。②笔者认为不把它们视作早期国家是不恰当的。因此，我试图尽可能从广义上描述早期国家的新组织原则，以便看清它们在官僚化国家和非官僚化国家两方面都符合的特征。
笔者在其他地方已经指出了在政府的新原则之中行政主体（或军队）形成的新方法。④这些新方法意味着早期国家在行政区域和军事据点的选择方式上发生了必要的变化，也意味着出现公职人员的新类型和战士的增加，与类似国家的政治组织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这些政府的变化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涉及业已存在的职业官员、警察及常规军队等，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机构已经被其他机构取代了。
例如，雅典和罗马有许多的公务人员和官员，但只有少数人以此为职业。虽然雅典和罗马的管理机构不像在官僚化国家中那么强有力，但仍然具有相当规模，特别是雅典。在公元前4世纪，那里包括奴隶和外邦人在内有20万人，而与此同时有数以百计的人直接参与管理（被选举或者被抽签选取），如果把轮流参加会议的人也算进去（在500人的议会中，只有50个成员在一年的1/10时间里是永久任职的），那工作人员的数量就上千了。那些职业的公务人员比如秘书和办事员在五百人议会中也是常见的。除此之外，许多行政人员在雅典之外执行政务（如负责海军利益和处理外交事务）。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些人的数量接近700人。此外还有一个司法机构（公民法庭）有6000名法官（但实际上他们并不专业，法院的成员由投票选举产生）。
因此，雅典、罗马与官僚化国家的最主要区别是官员的配置、更替和行政人员工资支付的方法。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些与一般意义上的早期国家和类似国家的政治组织有极大不同的希腊城邦和罗马城市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早期国家。让我们对这一点作进一步分析。雅典政府的一个主要创新是绝大多数官员和法官可以获得工资。因此大部分公民可以取得经济支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可以从国库获得津贴的人超过20000个，除了以上这些官员，还有1600名弓箭手和1200名骑士，当战争爆发时，除了他们，还包括2500名重武装步兵、20艘巡逻船只，另加为2000名驻防士兵和监狱守卫提供物资运输的辅助船只。此外，公民也开始可以从参加公民会议和其他公共事务中获得报酬。我可以给出一些官员是由选举或抽签产生的前国家和类似国家的政治组织的例子。那里也有能够获得报酬的官员，特别是法官（如中世纪的冰岛）。但据笔者所知，在类似国家的政治组织中，并没有通过如此众多的行政职位以保障公民福利的例子（在这一意义上，可以类比于社会主义国家，每个人不是国家的工人就是国家的雇员）。按照Vipper的计算，在伯里克利执政时期，大约3/8的地方（只是雅典）预算或1/7包括同盟在内的所有支出，都被花在公民福利方面。①事实上，雅典依靠对盟国征税、城邦所有财产和对外邦人强行征税获得资金来支持其公民，这又一次证明了它代表的是部分人而不是全部人的利益，它的目的也是为了剥削其他政治组织。换言之，它是早期国家。镇压机构也是存在的。比如，雅典存在着由奴隶或者外邦人组成的警吏，因为警吏是一种令自由人感到羞耻的职业。雅典警吏子系统的总人数最初是300人，最后达到1200人，其中包括许多徒步弓箭手和骑射手。警吏和罪犯做斗争，也侦查公民的秘密集会、收集他们行为不端和闲散偷懒的证据。此外，警吏的职责还包括管理公共卫生状况、预防城市火灾、保障市场交易秩序、保护历史遗迹和景观。警吏由国家奴隶组成，保障公民大会、法院和公共场所的秩序。②当然，他们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警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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