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社会秩序和自然秩序的“共构”试图摆脱本章前面部分所描述的科学技术的标准图景与建构主义图景之间的紧张局面。①即，既不能把科学理解为对自然的简单反映，也不能仅仅理解为社会互动的附带现象。将“共构”概念应用于我们的案例，可以凸显出，特定的科学咨询模式会导致特定的政治模式，反之亦然。由于“事物的两面性”特征，共构进路并不具有很强大的解释力，而是作为一种灵活的隐喻手法，来描述科学知识生产与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之间、科学建议形成过程和咨询机构之间、科学建议被纳入决策和被社会普遍接受之间，及政治文化和公民认识论之间的固有关系。
我们已经论证了，与标准科学图景相比，在建构主义图景中，专业知识拥有更加多面的伪装。这是基于如下认识的直接结果，即科学知识并非先验地区别于——更不必说优于——其他形式的知识。哈里·柯林斯和罗伯特·埃文斯(Harry Collins and Robert Evans 2002：236)提出了一种专业知识分类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已经不能确定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是否拥有通往真理的专门渠道，那么为什么要特别重视他们的建议呢？”在最后一章，我们将会对专业知识概念的三层含义进行讨论，还将进一步拓展我们的分析，来谈谈科学建议的社会作用。对于核心问题，我们会采取另一种进路。我们将通过追踪科学建议的建构过程和专业知识向参与者的扩散过程，来回答科学建议的可信度问题，而非通过建立专业知识分类系统来解释谁、在何种环境下获许参与科学技术议题的决策。
我们对科学建议的建构的关注，就是对科学咨询过程的关注。对这一过程的关注，会让我们提出诸如下述问题：咨询建议所致力推动的各种社会实践，是如何已然“自下而上”地作用于咨询建议的发布过程，而这种作用正是在咨询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这对于将科学“转化”为社会实践，赋予了一种新的理解。这种转化并不仅仅涉及科学知识的普及；它还暗含，在形成某个特定咨询建议的时候，荷兰卫生研究理事会会协调考虑该建议所要解决的社会实践和专业实践问题。因此，在这样的转化中，科学专家采取了反身性态度，将自己的立场和知识投射到咨询报告的接受方那里。它呈现为一种咨询过程，在此过程中，咨询建议所倡议的实践已经在该特定建议的形成和发布过程中被纳入了考虑。
总体说来，荷兰卫生研究理事会的咨询工作——就像所有科学咨询和管理一样——致力于在不同领域之间建立联系：专业活动和科学知识状况、政治与剂量效应关系实验、二噁英限量标准和母乳喂养。在本研究中，我们着重讨论的理论知识是关于对这些领域进行识别、联系或分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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