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从理论上讲，打着公共卫生旗号推行的管制措施意在卫护整个人群的健康与安全，但从中受益的，往往只是损害及疾病的高风险人群。像食品标准与水质标准这样的公共卫生管制，自然惠及所有人，但有些管制措施保护的只是最脆弱群体。比如，清理有毒废物的遗址，强迫拥挤的物业单位遵守建筑规范，或者关闭肮脏的饭馆，对面临迫在眉睫的风险的人至关重要。而这些深陷日益增长的风险的人，往往都因为种族、性别或者社会经济地位而格外脆弱无依。
对个体或企业来说，风险行为可能会带来经济利益，所以他们常常逆政府管制而动。行为人对政府规定的抵制，有时系以关于自主权、选择权或者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的哲学论说为依据。公民以及代表他们的团体可能会主张，对利己行为的管制（例如强迫使用安全带或者摩托车头盔）并非政府事务。这种论辩有时还延伸及于害及他人的活动，例如不安全的工作条件、使用低效燃料的车辆或者不干净的餐馆。
企业时常主张，政府干预不符合经济学原则。依企业家忠心服膺的理论，政府的健康与安全标准妨碍了经济发展，故应竭力避免。在经济自由的纛旗下，他们宣称政府的课税和管制徒扰民力、妨害效率，鼓动政界取消强制标准。
从历史上看，公共卫生向来意味对个体及企业的权利加以约束，以保护社群的健康利益。报告制度之于隐私权，强制检测或筛查之于自主权，环境标准之于财产权，企业管制之于经济自由，强制隔离之于行动自由，凡此种种，公共卫生从来免不了为总体利益（aggregate good）而对个体及企业加以控扼。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