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文学阐释接受史》：
二、《吕氏春秋》的引用、阐释与接受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是秦汉时期两部体制宏伟的杂家著作，诸子中与道家关系密切且引用《庄子》最多者，莫如这两部书籍。它们在构建各自的学说体系时，都对《庄子》及其文学有较多的采纳、接受和传承，并作了某些新的阐释。这里先谈《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由秦相吕不韦（？一公元前235）挂帅组织其门客集体完成的一个“重大项目”，成书于“维秦八年”，即秦灭东周后的第八年，亦即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①，形成了由十二纪、八览、六论3部分组成，共160篇，约20万字这样的皇皇巨著，是汉代以前字数最多、篇幅最长、思想内容非常丰富、结构体系最为严密的一部大作。这部大作“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②，是一部以阴阳家、道家、儒家及墨家学说为主，兼采法、名、兵、农、医等各家学说，集先秦诸子精英之大成的杂家著作，甚至可称其为杂家之祖。其“采精录异，成一家言”⑤，是适应秦国统一天下的需要，欲为即将诞生的大帝国立典、立则而产生的，是一部为秦统一天下和治理天下而编写的完备的王政法典、治国纲要和百科全书，具有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教育、文学、艺术、农学、医学等各方面的价值和文献史料学价值。由于吕书，法天地，通古今，杂取博采，集其精英，卓然自成一家，所以高诱在序中称其“大出诸子之右”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认为“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
吕书采用最多的是道家学说，尤其崇尚道家的哲学思想，主要采纳了其重道守柔、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因性任物、超然物外、贵生轻物、重己养生等思想观点，并且以“法天地”作为全书的指导思想，视为全书的主脑和灵魂。其所采道家学说中，又以《庄子》为最多。书中直接明确引用《庄子》的，主要见于《本生》《贵公》《贵生》《功名》《当务》《精通》《诚廉》《去尤》《听言》《慎人》《必己》《下贤》《观世》《慎势》《精谕》《离谓》《应言》《离俗》《适威》《长利》《知分》《审为》《求人》《博志》《有度》等篇。例如，“庖丁解牛”（《精通》），“材与不材”（《必己》），“列子拒粟”（《观世》），“诸贤让王”（《贵生》《离俗》《审为》），“孔子穷于陈蔡”（《慎人》）等著名故事皆采自《庄子》。据王叔岷详检精核所作的统计，吕书直录明引《庄子》（包括佚文）的，“共五十余条”①。此外，像“天道圜，地道方”“主执圜，臣处方”（《圜道》），“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任数》），“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贵当》），以及“八观六验”“六戚四隐”（《论人》）等著名观点，还有像《必己》对“真人”的新阐等，也都脱胎于《庄子》。当然，吕书对道家学说也并非全盘接受，它扬弃了其逃避现实、冷漠无情、不思进取、与世敷衍等消极性，在《当务》篇中甚至还站在儒家立场上讽刺庄子学派的偏激说法。
《吕氏春秋》较多引用《庄子》，重在阐发庄子的思想，将其纳入自己的“一家之言”，这主要属于哲学阐释的范畴。关于吕书对庄子思想的阐述、发挥、补充、修正、规整、继承及相应的阐释方法，方勇的《庄子学史》论之甚详②，可以参阅，这里就不多言了。可以说，这种大量引用的本身，也是对《庄子》文学的接受和传承，只不过是按照他们的阐释方法，将其纳入自己的话语体系罢了。其做法，一是在引文或前或后加上阐释者的话语作为规定的意义指向，将引文纳入其特定的语境之中，使朦胧多义的庄子寓言按照阐释者的意愿呈现其特定意义。例如，《精通》篇引用《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将其和“养由基射兕”“伯乐学相马”等放在一起，前有类比引导，后有“神出于忠而应乎心，两精相得，岂待言哉”的结论，在此语境下，这一颇多意蕴的著名寓言，所凸显和强化的只能是该篇所谓“精通”这一主题思想。又如《精谕》篇引用《庄子·田子方》中“孔子见温伯雪子，不言而出”的故事，文章开宗明义就指出“圣人相遇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在引述此事后又加以议论：“圣人之相知，岂待言哉！”这就使一则原本讥讽孔子在得道者面前无话可说的寓言，赋予了圣人精神相谕、不用言语的新意。诸如此类，都可以说既是思想阐释，同时又是文学阐释。这与韩非那种改造、扭曲甚至故意歪曲的阐释接受显然有别，即使郢书燕说，但无论如何毕竟还是较忠实于文本的意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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