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研究》：
我心里清楚赵颖在此篇关涉将来学术前途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前的心情，她意识到从事此类课题研究寂寞难忍、面临失败风险所带来的“艰辛”与“失落”；但同时也有“快乐”与“收获”，那存在于富有挑战性的攻克难关的过程之中。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不辞辛劳一路登高，待“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时，才能向社会交一份令人满意的学术答卷。
在三年相处过程之中，我体会她为人母、为人师、为人友时所经历的繁忙；更感知她为此文只身辗转于全国各个大学与研究机构，查阅早已封尘的旧体诗资料的艰辛。但也似乎预测到赵颖一旦了解清楚居于东南亚重要位置的新加坡历史文化与文学真相时所获得的喜悦与满足。这一切在她后来顺利地通过博士论文的答辩，并依此成果，再度论证终于获得教育部2013年社会科学项目《跨文化视阈下的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创作》所证实。
当然在此之前，我为了探寻明代郑和下西洋的海上丝绸之路，或多或少从古文典籍中查阅到一些有关古代新加坡地理文化的文字记载，特别是费信的航海日记《星槎胜览》中的一首《龙牙门》诗曰：“山峻龙牙状，中通水激湍。居人为掳易，番舶往来难。人夏常多雨，经秋且不寒。从容陪使节，到此得游观。”其中的“龙牙门”即为后来的新加坡，“番舶”则指停泊在其海岸的各国商船，给人印象很深，并为此国如此慷慨接纳东西方文化、文学与艺术资源财富而惊叹。
另外我通过报纸杂志，零星地窥视到新加坡华人文学与诗歌的丰富文化内涵。自20世纪初，在辛亥革命与抗日战争期间，大批中国文人学者流亡南洋，寓居新加坡著书立说，其中鼎鼎大名的如尤桐、康有为、梁启超、郁达夫等的诗文作品特别引入注目。例如，尤侗的《外国竹枝词》中对新加坡的描述：“龙牙犀牛可耕田，相对龙门恰乘船。更有龙涎向万里，苏门街上换酒钱。”还有康有为到新加坡所作《憩园诗集》收录52首诗，还有郁达夫90余首诗几节的《乱离杂诗》，令人感叹的是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旧体格律诗，忠实地记载了华夏赤子对此新建国家的印象、感受与希望。尤其感愤的是著名诗人郁达夫满怀信心来到“星洲”，非但没有实现抱负，还不幸在南洋失去宝贵的生命。
带着对南洋文学种种疑惑，我在读著名作家王安忆的自选散文集《漂泊的语言》时，多少有所感悟，其中有一段话很能启人心智：“翻阅它，便是翻阅我们飘忽不定的生命，体会摇摇摆摆的世界，那些模糊不清的东西也许在此刻重新清晰。那时候，那些不舍昼夜四处漂泊的语言或许终于可以安息了。”这是她对新马诗歌作品无根、混杂、飘渺的文体形态的真实读解，亦引导我们走进那种复杂难言、情感交织的新加坡华语世界。
在我参加华语文学会议和赵颖博士论文答辩之前，曾阅读过厦门大学周宁教授主编的《东南亚华语戏剧史》“前言”中写的一句温馨之语：“有海水处就有华人；有华人处，就有华人的语言文化、文学艺术。”在研讨会上又读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杜元明教授的《海外华文作家对弘扬中华文化的贡献》中一段的类似文字：“环球之内，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几乎就有华语文学创作。”为此，我自然有些怦然心动了，感受到深入研究居于南海马六甲海峡要冲的新加坡“华语文学”，何尚不是“对弘扬中华文化的贡献”？！
回顾我国的历代文学史，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史与中外文学史.过去对散布在世界五大洲、四大洋的拥有两千五百多万之巨的华人文学艺术历史记载得太少了，具体到东南亚与新马华人文学就更寥若星辰了。在我们仅能看到的郭惠芬《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朱立立《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庄钟庆《世纪之交的东南亚华文文学探视》、《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饶芃子《中国文学在东南亚》，陈实《新加坡华文作家作品论》，王润华《从新马华文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等著述中，翻阅其文字，专门论述新加坡旧体诗的文献史料也显得过少，需要有志之士积极发掘、整理与研究。看来赵颖这位年轻的高校女性教师挑起这副学术重担极有价值和意义，需要国内外人文学科学术界的高度理解与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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