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人文与编辑》：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因为在调查中发现，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从下到上，一直上达党内高层，热衷于在理论上扯皮，却不管农民有没有饭吃。如果理论极美好，路有冻死骨，这个什么狗屁理论为何不能抛弃呢？
这次调查的一个重头任务，即全面报道滁县地区推广“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发生的巨大变化，落实在我的头上。我很乐意接受这个任务，因为我相信，还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充分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粮食和各种作物增产了，六畜兴旺了，农村开始摆脱贫困，农民的肚子能吃饱了，这是何等的好事。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理论，作为记者，眼见为实，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通过实地调查，看到“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带来的诸多好处，我就敢于为它呐喊，为它鼓吹。我相信，我是为中国亿万农民抒发心声，我和他们的心是贴在一起的。
杨西光等人离开滁县后，我便留在招待所里埋头整理采访记录，写了几天。由我执笔的题为《奇迹在这里出现》的长篇通讯，以大量事实，多角度地肯定了“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安徽日报》率先在头版以整版篇幅发表。接着，《光明日报》以《滁县地区“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纪实》为题，于1982年11月7日至24日连载。后来得知这篇报道受到万里、杜润生等领导的充分肯定。
我刚刚结束滁县之行，不久又匆匆来到安徽芜湖。
我来芜湖是因为这里发生了一件值得关注的新闻事件：一个绰号叫“傻子”的个体户，本名叫年广久，他在自家住的巷口经营自己生产的瓜子，由于这种瓜子质优价廉，此人又懂得经营性质，以“傻子瓜子”为商标，生意越做越火，渐渐有了知名度，产品销路大增。为了争夺市场，年广久又独出心裁，率先降低价格，致使其他经营瓜子的商贩包括国营的果品公司也不得不降价销售，以争夺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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