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空间社会调查 原理、方法与实践》：
（2）基于文化视角的主动性隔离与分异。空间分异的文化动力的研究最早始于帕克。帕克认为，一个种族和群体与其他种族和群体之间的文化现象及融合和混合现象具有密切关系。文化的残留意味着彼此适应和融合的不成功。保留一定文化残留的种族就像一块文化的飞地，一个孤立的种族孤岛。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物理空间结构一样真实有效，而且能够形成并强化这种空间障碍。各地遍布的温州村就是文化动力作为主动性隔离机制的集中表现。社会弱势群体和精英阶层都会进行主动性隔离，并逐渐形成内卷化和排外性。内卷化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提出来的。尽管不同学者对内卷化有不尽相同的解读，但基本上都保留着这个概念的核心含义，即在外部扩张和变化被锁定和约束的情况下转向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该过程主要表现为各阶层群体认同的内卷化和城市生活的隔离化，他们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中和有限的空间里，在生活和社会交往上与城市居民和城市社会没有联系，更不能分享日趋丰富的城市公共生活。内卷化的后果是各利益群体在心理和空间上自我凝聚，对外实施排斥和抗拒。内卷化过程首先会形成群体亚文化和内群体认同。一般而言，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群体有共同的需要，面临共同的问题，群体成员生活在一起就能更好地满足大家的需要，处理共同的问题，并逐渐形成群体亚文化圈。这一文化圈能对年轻一代进行群体的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的社会化，从而保证群体亚文化能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蒂姆斯（Timms）认为，个体的认同与他的互动对象密切相关，个体的同辈群体提供了他行为演化过程最重要的参照点。然而，个体的公众认同以及他的阶级归属感是由与他经常互动的群体的特性决定的。希望互动的人们愿意成为近邻，对于不希望与之互动的人群，则敬而远之，最 好是远远地分开居住，将彼此见面的机会减少至最小。群体亚文化的发展必然追求特定的空间占有方式。法国社会学家雄巴尔德洛韦（Paul—Henry Chombart de Lauwe）指出：“所有的社会团体都有占有居住地和城市的独特方式。例如，在工人阶层中间，关系网在地理分布上就远不像中上层那么分散。一般而言，后者对城市空间的使用更加多样和广泛。除了居住环境的不同，社会归属以强有力的方式规定了家庭空间的布置、人际关系、日常出行和都市生活。”
吉登斯提出过社会排斥的两种类型：一种是社会上层人士的自愿排斥，就是所谓的“精英反叛”，富人群体选择离群索居，从公共机构中抽身出来；另一种是对社会底层民众的排斥，将他们排除在社会提供的主流机会之外。显然，前者反映了精英群体内卷化的趋向，后者只体现了弱势群体遭受的结构性障碍，却忽视了社会底层对主流社会的排斥与反叛可能更为顽固这一事实。以贫困文化为例，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就会趋向于永恒。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种族不平等将永远存在下去的理由之一即为黑人父母继承下来的贫困，会以物质资源和教育机会更少的形式传递给他们的子女。刘易斯指出：“棚户区的孩子，到6～7岁时，通常已经吸收贫困亚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念。因此，他们在心理上不准备接受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种种变迁的条件或改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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