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注疏》整理卮言
由我和李慧玲主要负责整理的《毛诗注疏》已经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这部书既是我响应西北大学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发起的新版《十三经注疏》整理工作的内容之一，同时又是我承担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项目。应古委会之约，谈一谈整理《毛诗注疏》的一些情况。
西北大学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进行《十三经注疏》整理活动的初衷，是鉴于阮本《十三经注疏》已经不能满足传统文化研究的要求。我们知道，阮本《十三经注疏》自问世以来便享誉学界，人称“善本”，沾惠学者良多。但随着时代发展，它的可议之处也日渐增多，有些甚至属于重大缺憾，以《毛诗注疏》为例，阮本的重大缺憾主要表现在：一、底本选择不当：阮元认为他据以整理《毛诗注疏》的底本为“宋本”“注疏合刻之祖”，实际上他所使用的底本是元刻明修本，而真正的“宋本”“注疏合刻之祖”为足利本，藏日本足利学校。二、最佳通校本缺失：《毛诗注疏》的最佳通校本为宋本单疏本，但阮元在整理《毛诗注疏》时仅从山井鼎等《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中得闻其名，未见其书，更遑论利用。而此单疏本的校勘价值十分巨大，民国初年，刘承斡据其影录本对阮本《毛诗注疏》进行校勘，成《毛诗单疏校勘记》三卷，校勘记1730条，其价值可见一斑。而我们此次整理，使用真正的宋本单疏本为通校本，其校勘效果更是刘校不能企及。阮本除了以上底本和通校本的重大缺憾，不少地方还存在校勘不精的情况。综上所述，时至今日，阮本《十三经注疏》实难称为“善本”。针对阮本以上问题，此次《十三经注疏》编纂委员会的整理规划是：“在尽量恢复宋本原貌的基础上，整理出一套新的整理本，来弥补阮刻本的不足，以期对经学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能起到推动作用，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见《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序）
领到任务后，我即着手对《毛诗注疏》的版本情况进行调查工作。我们知道，《毛诗注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过程，它的几个组成部分从最初的单行到四而合一，中间有十分复杂的发展历史：文献记载，《毛诗》最早的注文《毛诗故训传》一开始是单行本，东汉时期，为了省去“两读”之劳，开始出现了《毛诗》的经文与《毛诗故训传》合并的情况，即孔颖达所谓的“就经为注”。我们知道，《毛诗》的注文是两家：先是毛亨的《毛诗故训传》，后是郑玄的笺。毛《传》曾经单行，而郑笺如何呢？据《隋书·经籍志》、孔颖达《毛诗正义》可知郑笺未曾单行，而是直接附于经文和《毛传》之后，所以至少到了隋代，已经有《毛诗》经文与毛传、郑笺三合一的本子了。孑L颖达的《毛诗正义》（习称“孔疏”）作于唐初，《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书皆作四十卷，这也是一个单行本。将单行本《毛诗正义》散入到《毛诗》经注之下的是南宋的黄唐，时间为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此本因每半页八行，习称“八行本”，此本为学界公认的善本。宋刻八行本凡六种，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著录有《周易注疏》十三卷、《尚书正义》二十卷、《周礼疏》五十卷、《礼记正义》七十卷、《春秋左传注正义》三十六卷，唯独没有《毛诗注疏》，盖佚失已久，令人惋惜。至于将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毛诗音义》附载于经注之下，是南宋中后期刘叔刚一经堂本。这个十行本的《毛诗注疏》，也是阮刻《毛诗注疏》的底本，但阮刻所据十行本不是宋本，而是元刻明修本。
为了完成编纂委员会“补阮刻本不足”的要求，本次整理在底本和通校本的选择上十分慎重，这也正是此本与阮本相比最大的优点和突破之处。诚如上述，在八行本《毛诗注疏》亡佚的情况下，南宋一经堂十行本是底本的不二选择，此本为孤本，藏日本足利学校，俗称“足利本”。严绍量《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对此本进行过中肯的评价：“足利学校藏本中，尚有宋建安刘叔刚刊十行初印本《附释音毛诗注疏》二十卷三十册。原来自南宋初年注疏合刊后，坊间更把唐陆德明所撰之《经典释文》，据经文、注、疏而加以分合，是为‘附释音本’。足利学校所藏此宋刊本，即为此种《附释音毛诗注疏》的祖本。清人阮元据以校《十三经注疏》的明正德十行本，是元人覆刻的明修补本，非为原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此本于日本昭和四十八年（1973）由日本足利学校影印发行，始得流布，本次整理即以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影印本为底本。
本次整理，通校本即宋本单疏本《毛诗正义》的使用更为阮本所缺失（已详上述）。单疏本的版本源流也比较复杂，据史料记载，单疏本《毛诗正义》于北宋淳化三年（992）初次雕版刊刻，咸平二年（999）有修订，但两本均亡佚。此次整理使用的《毛诗正义》，是南宋绍兴九年（1139）绍兴府覆刻的北宋本。此本中土失传，流落日本，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于1936年影印出版，本次整理即为台湾中研院图书馆所藏此本之影印本。单疏本缺失的前七卷，则以魏了翁《毛诗要义》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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