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镣铐
我一直在阅读关于金本位制的研究,希望能够有机会把这段历史讲述一遍。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此书似乎还没有中译本。出版社都喜欢跟风,翻译出版新书,但一些过去出版的书历久弥新,建议有心的出版家沙里披金,好好挑选。原文写到:“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规范的用法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已改正。
邻居家的孩子总是更完美。历史上的金本位制,看起来就像邻居家的孩子一样完美。看看人家:政府无法随便印钱,自然也就不能随随便便地干预经济活动。一切都靠“看不见的手”,行云流水,指挥倜傥,完美无缺。
著名经济史学家艾肯格林说,金本位制其实是一个镣铐(gold fetter,最早是凯恩斯的话),它束缚住了政府的手脚,政府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正是这些错误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退出金本位制,才能挣脱镣铐,重获自由,实现经济复苏。或许,一个更恰当的比喻是,金本位制像是一件湿衣服,你本以为穿着衣服会保暖,但湿衣服让你更容易着凉。脱去湿衣服本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不脱呢?还是因为内心的犹豫和恐慌:你从来没有当着这么多的人光过膀子。
金本位制确实有其辉煌的时候。从1880年到1914年,列国豪强都实行金本位制,而且金本位制运转良好。但艾肯格林指出,这是由于风云际会,一系列特殊的政治经济及国际因素的巧合。在金本位制下,外部平衡的经济目标压倒了内部平衡的经济目标。为了维持金本位制,一国往往被迫承受忽冷忽热的经济波动。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19世纪的失业问题并非不严重,但没有人关心。为什么?当时根本就没有失业这个概念,人们把失业者称作“穷汉”“流浪汉”,还没有人认识到,他们之所以找不到工作,不是因为个人或懒或笨,而是因为宏观经济出现了低谷。即使有人对大批失业者感到同情,他们也不会想到,政府可以通过货币或财政政策熨平经济波动。当时所谓的民主,基本上是贵族和上流阶层的民主,穷人对政治没有影响力,而金本位制下,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当然是符合大资本家的利益的。
与此同时,不得不赞美的是,在19世纪末期,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相当成功。一方面,各国之间配合默契。当市场处于相对平稳时期的时候,各国央行唯英格兰银行马首是瞻。比如,如果英格兰银行降息,大家都跟着降息。英格兰银行的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对表”的标准时间。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金本位制并非完全由英国主导,而是相当的多元化。当市场出现危机的时候,英国不是最终贷款人,它反而会向法国、德国寻求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和市场之间亦是心心相印。没有和政府捣乱的投机资本。市场预期政府一定会捍卫金本位制,所以会提前守住阵地。国际资本流动和政府的政策意图相辅相成,珠联璧合。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政治经济格局都出现了巨变。民主的力量抬头了。一战期间,各国政府为了安抚工人,就已经改弦更张,支持工人建立工会。工人参加的政党势力大涨。对国内经济稳定的关注成为政治热门话题。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和一战之前大相径庭。无休止的关于战争赔款的争执,为所有的国际经济协调都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且,各国的政策主张也各执一词。法国经历了长期的高通货,仍然心有余悸。法国认为,大萧条的原因是各国没有信守金本位制,滥发货币;英国则始终感受到高利率之苦,英国认为,大萧条的原因是金本位制的束缚,央行没有及时地增发货币救市。胡佛总统的观点接近于法国,而罗斯福总统的观点则偏向英国。如果医生们连诊断结果都不一样,该怎么开药方呢?一战之后,各国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实现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但一次又一次地以失败告终:1920年布鲁塞尔会议、1922年日内瓦会议、1933年伦敦经济会议。
1928年,美联储提高了利率。这本是一个温和的政策调整,但却激起了一圈一圈更大的波浪。一战之后,美国成了最大的顺差国,其他国家都仰仗美国的资金支持。英国需要美国的资金支持重返金本位制。满目疮痍的法国和德国需要美国的资金战后重建。东欧国家需要美国的资金支持抑制恶性通货膨胀。拉美国家需要美国的资金支持渡过初级产品价格下跌之后的难关。突然,美国的资金断流了,其他国家只好收缩货币和财政,这使得它们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劣。各国相继退出金本位制。银行危机此起彼伏。世界经济陷入长久的衰退。
能不能不退出金本位制呢?当然可以,但这就需要各国齐心协力。如果一国单独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遇到最糟糕的结果:资本会外流,央行被迫提高利率,保卫金本位制。但大家同时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就会避免这一结局。遗憾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经济政策根本无法达到协调,于是,大家都陷入了“囚徒困境”。
当各国退出金本位制之后,纷纷舒了一口气。退出金本位制意味着本币贬值,而贬值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这不是著名的“以邻为壑”的“货币战”吗?其实并非如此。设想,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同时退出金本位制,而且退出之后都采取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则需求会增加,而且增加的需求是国内需求,货币扩张之后,即使名义汇率贬值,但实际汇率变化不大,不会对出口有太大的影响。从实际情况来看,退出金本位制之后,没有紧跟着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出口迅猛增加,但增长和就业的复苏很慢。退出金本位制之后紧跟着采取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则增长和就业的复苏更快,出口增长并不强劲。
那为什么30年代会有“货币战”的恶名呢?这是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反应。当有些国家退出金本位制,货币贬值之后,那些没有退出金本位制的国家,会被迫地提高关税、收紧配额,保护自己。“货币战”其实说的是“贸易战”。
不同的国家之所以会采取不同的反应,又跟其国内政治密不可分。有些国家在一战之后采取的是比例选举(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政治制度,试图让每一个利益集团都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管利益集团有多小,他们也能组建自己的政党,慷慨激昂地发表自己的声音。“春山磔磔鸣春禽,此间不可无我音。”而有的国家采取的是多数选举(majority representation)制度,在一个选区,最后能够脱颖而出的只有一个票数最多的政党。乍看起来,这种民主制度是把民众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中途断流——确实也是如此——但和比例选举制度相比,这一制度更有利于政府做出统一的决策,尤其是事关征税的决策。
德国、奥地利、法国等国家实行的是比例选举制度,大大小小的政党争执不下,谁也不肯让步,政府无法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减少由于战争带来的财政赤字,于是只能偷偷地让央行开动印刷机印钱,结果是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货膨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当恶性通货膨胀出现之后,这些国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对通货膨胀极度恐惧。事实上,当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各国受到的是通货紧缩的困扰,但央行还在害怕货币扩张会带来通货膨胀。相比之下,英国和美国一是由于政治格局的变化相对不大,多数选举制度运转平稳,二是因为并非一战战场,战争带来的物质损失相对较少,所以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英国和美国政府也担心通货膨胀,只是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神经质,所以才能更务实地调整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金本位制就是金融童话中那个永远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公主,那个会给每一个好孩子(指的是我们自己)带来礼物的圣诞老人。其实,它影射的是我们对这个平庸现实的不满。最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事实的真相却是:这个真的没有。
写给无比焦虑的父母们
这篇文章也不应该出现在本书中。在微信上读到一位朋友看到孩子马上要上学,心里非常焦虑,引起了我的共鸣,所以写了此文。我承认,不能学太上之忘情,我就是一个无比焦虑的父亲。
我们这一代做父母的,个个都无比焦虑。夏天到了,更容易着急上火。孩子该上幼儿园的,找不到幼儿园。“幼升小”“小升初”的规则变来变去,越变越怪异。“中考”之后,孩子就进入了上学期间最黑暗的一段时光,他们开始准备高考,家长也要陪着提心吊胆。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中国的大学又怎么样呢?北大、清华、复旦,这算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了吧。碰巧我都去过,要问这些学校究竟怎么样?嘿嘿,这么说吧,他们的楼都盖得很壮。
我这篇文章不是要批判中国的教育制度。我是要写给和我一样的父母们。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焦虑呢?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相信了很多流行的谬误,自己把自己搞得太紧张、太累。
流行的观点认为,好孩子是教育出来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孩子不如别人家的孩子,那肯定是你们当父母的过错,谁让你们不重视教育,不懂得正确的教育方法呢。从另一个角度去领会,这种观点还意味着,只要你用心去教,你的孩子一定能成为你想让他或她成为的那个样子。你想让孩子上哈佛?赶紧买本《哈佛女孩》,你想让你的孩子成科学家?赶紧把他们送到奥数班。快,快,要不就来不及了,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一个人的成长是由什么决定的?简单地讲,一是先天的遗传,二是后天的环境,缺一不可。但是,流行的观点似乎认为,后天的环境是唯一重要的。教育的意义因此被无限夸大。这一观点的隐含假设是,孩子出生之后,就是一张“白板”,一张白纸,“好画最美的图画”。著名心理学家平克(Steven Pinker)在《白板》(The Blank Slate)一书中谈到,因为生物学,尤其是进化论曾经被像希特勒这样的一帮狂人们滥用,如今,谈论基因的作用成了一个禁忌,似乎这样就是要鼓吹“命定论”或“种族主义”。认为后天的环境因素是唯一重要的,这明明是一种极端的观点,但却被当做中庸的主流,认为先天的遗传因素也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明明是一种中庸的观点,却被当做极端的异见。
可是,你自己是知道的。难道你没有在一旁看着孩子玩耍,心中不禁惊叹:他或她多么地像我啊,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仿佛都能让你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孩子受了委屈,或是傻傻地不知所措,你的心中一阵怜惜,因为你知道,如果换成是年少的你,你会和他或她一模一样。基因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生物学家道金斯曾经写过一本极有争议的书《自私的基因》。道金斯写了那么多的书,甚至专门写过一本跟上帝较劲的书,但到头来还是这一本影响最大,但误解也最多。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他要鼓吹“性恶论”,不,他不是说人生来是自私的,他是想告诉我们,我们的很多行为并非出于自已的意愿,而是在服从基因的指令。基因是主人,我们是仆人。
心理学家在过去数十年的大量研究表明,人与人智力或性格上的差异,至少有一半左右,是由基因决定的。如果一对双胞胎,刚出生就被分开,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他们的性格还会非常相似。即使是同在一个屋檐下,亲生孩子和养子之间的差异,几乎和大街上随便抓到的两个人之间的差异一样大。
不过,不是还有50%的环境因素吗?至少有一半的机会,我们能够把握孩子的命运。流行的教育理论告诉我们,有大量的“科学研究”表明,好家长造就好孩子。且慢,第一,这些研究确是发现了家长行为和孩子表现之间的相关性,但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我们怎么能够证明这背后的确有因果关系呢?即便是有因果性,会不会反而是好孩子造就好家长呢?嘴甜的孩子自然得到父母的更多疼爱,不听话的孩子自然会让家长更烦躁着急。孩子的性格不同,家长的反应各异。谁是因,谁是果?第二,这些研究其实仅仅证明了,家长的行为和孩子在家里的表现之间的相关性,家长真的知道孩子在外边究竟怎么样吗?难道这样的例子还少:家里的小霸王,到了学校里反而是个受气包,家里的闷葫芦,到了同学那里却神采飞扬?
环境确实很重要,可惜最重要的不是家庭环境。一位特立独行的心理学家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写过一本书《养成假说》(The Nurture Assumption)。她在这本书中指出,在决定孩子性格的外部环境中,同龄人的社会环境比父母提供的家庭环境重要得多。孩子们知道,听家长的话是没有用的,他们早晚要出来混,混得好不好,不在于家长满意不满意,而在于同龄人接受不接受。一到自己的世界中,孩子们就会自动地找到自己的角色:有人是领导者,有人是追随者,有人是社交明星,有人是宅男宅女。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孩子们仿佛是预装了两套操作系统,他们会自动地在两套操作系统之间切换。家长管得严,在家自然听父母的话,但一到了学校,那言行举止就得遵守孩子间的社会规范了。那是孩子们自己的世界:作为家长,你再上心,再有能耐,也钻不进去,帮不了孩子。你所能够做到的,无非是为孩子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让他或她能够找到和自己差不多的孩子,不会感到紧张,不会受到歧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什么是适宜的环境,只有孩子自己知道。在一个人人都是“牛孩儿”的环境里,你的孩子如果不够聪明上进,他会处处遭白眼。在一个全部都是乡下孩子的环境里,如果只有你的孩子是城里来的,他同样会被人嘲笑。
哈里斯谈到,如果把如今流行的育儿理论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就能看出它们有多么荒诞。在传统社会中,家长对孩子的最大职责是把他们养大,吃饱穿暖,但怎么教育他们,那不是父母的责任。非洲部落有一句谚语:“培养孩子需要一个村庄。”孩子们和孩子们玩耍,孩子们到别人家串门,这些社交的经验,对他们的成长才是最重要的。贾杰德·戴蒙德在他的新书《昨日之前的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中也谈到,现代社会在哪些地方需要向传统社会学习。如果说在公共卫生、防范传染病等方面现代社会要更加先进,那么在教育孩子方面,现代社会可能比传统社会还要更加蒙昧。
于是,我们就成了最焦虑的父母。教育孩子本来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如今则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父母几乎要把除了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都花在孩子身上,付出了无数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结果,却看不到一点成就。美国记者塞尼尔(Jennifer Senior)在一本新书中感叹,教育孩子成了一件“有乐无趣”(All joy and no fun)的差事。
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我们应该对孩子撒手不管吗?当然不是。孩子是你家庭中的一员,他们理当得到你的爱。但是,你爱你的丈夫或妻子的时候,你爱你的父母的时候,可曾想过要“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如果不能“教育”他们、“改造”他们,难道你就会不再爱他们?内心深处,你难道真的想按照自己的一厢情愿,而非孩子的本来性情,来“改造”自己的孩子?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都去支持“基因工程”,以后就像订午餐一样,预订出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孩子”,岂非最好?
孩子是上寄宿学校还是走读学校,母亲是专门在家带孩子还是出去工作,孩子是一岁的时候学会说话还是一岁十个月学会说话,到上小学之前会背乘法口诀表还是不会背乘法口诀表,孩子考试考了一回第一,或是考试考了一次不及格,这一切的一切,都不重要。焦虑的父母只能让孩子感到更加紧张。孩子的成长需要时间,你的生活也需要时间。
试试看,能不能把你一颗焦虑的心轻轻地放下,去体会那种只用眼光欣赏,不去动手改造,只提供鼓励和支持,不强加压迫和重负的父母之爱。你没有必要费心跟别人证明自己是一个好的父母,没有人比你更知道,你是爱他们的。血脉中绵绵不断静静流淌的就是你对他们的爱,即使别人看不到,即使孩子没感觉。孩子是在父母家里暂住的客人,总有一天,他们就会离开我们。趁着他们还在,让我们珍惜在一起的日子。你会在睡前给小宝贝讲一个童话故事,那只是因为你想要体会这种互相依偎的美妙时光,跟他或她的大脑发育,一点关系都没有。
凯恩斯在1919
2014年我埋首故纸堆中,试图去理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动荡时期的历史。2014年恰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关于一战的新书出了不少。正如我在此文中所说的,像凯恩斯这样的学者并不是历史的主角,他们都是“旁观者”。
1919年1月,凯恩斯跟随英国代表团来到巴黎,参加和平会谈。一到巴黎,凯恩斯就忙上了。每天,他匆匆钻进汽车,从一个会场赶往另一个会场,晚上回来,还得加班加点准备材料、写报告、“搓”会议文本。
1919年,巴黎是世界的首都、历史的轴心。凯恩斯躬逢盛会,他不甘心只做一个旁观者:他希望能够改变历史。然而,身处1919年的巴黎,容易让人产出一种幻觉,觉得自己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其实,不要说是整出戏,就是在德国战后赔款这一幕中,凯恩斯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
英国财政部并非唯一参与战后赔款谈判的部门。各种游说集团聚集在白厅门外,要求德国必须偿还战争的全部损失。大英帝国的自治领,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纽芬兰和印度,和英国一起参加了战争。有意思的是,自治领比英国更加憎恶德国。要求一定要严惩德国的代表人物就是澳大利亚总理休斯(William Morris Hughes)。劳合·乔治反复权衡之后,决定让休斯、英格兰银行前任行长坎利夫(Cunliffe)和一位律师萨姆纳勋爵(Lord Sumner)代表英国参加巴黎和谈中的谈判委员会。英国财政部,以及凯恩斯,被晾在了一边。
政治家关心的是计算政治上的锱铢得失,外交官们争论的是礼节上的繁琐细节,经济学家的优势就是能跳出政治束缚和繁文缛节,着眼于全局和未来设计政策方案。凯恩斯敏锐地意识到,德国赔款问题其实是和盟国相互间的债务紧密联系的。英国和法国之所以紧盯着德国的赔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必须偿还欠美国的钱。如果美国能够将英国和法国的债务减免,那么德国的赔款问题就迎刃而解。
凯恩斯从1918年11月就开始思考这一问题。1919年3月28日,他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如果在一战期间发生的所有债务,以及战争赔款,都必须一分钱不少地严格支付,将毒化,甚至毁灭资本主义体系。
当然,把所有的战争债务都一笔勾销是不可能的。凯恩斯的建议是,协约国可以让德国发行战争赔款债券。凯恩斯建议,让德国和其他的战败国发行总额为13.45亿英镑的债券,头五年不付利息,但要确保债券的安全性。德国和其他同盟国应共同为所发行的债券提供担保,协约国也提供部分担保。所有发行的债券中,10亿英镑用于偿还战争赔款,其余则留做战败国的战后重建。这一债券应被视为贷款的最优评级的抵押品。
凯恩斯试图一石多鸟。德国和其他战败国会被巨额的战争赔款压得喘不过来气,如果通过发行债券偿还赔款,能够让它们稍微松一口气,而且能得到资金养活自己的人民。欧洲各国在战后资金奇缺,连买进口品的钱都没有,更谈不上支持出口部门发展的资金。有了战争债券做为贷款的抵押品,欧洲的银行信贷很快就能恢复,经济亦会迅速复苏。美国需要找到一个巨大的出口市场,如果欧洲能够尽快恢复元气,对美国的出口也是一个长期利好消息。
这一方案到底能否成功,要看美国的态度。劳合·乔治把凯恩斯的方案转交给美国人。美国的回复很快就回来了。托马斯·拉蒙特,J. P. 摩根的合伙人,美国代表团里的金融专家,对凯恩斯的方案不屑一顾,他说这一方案“从概念上讲是站不住脚的,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是不可行的”。威尔逊总统给财政部长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的信里,说出了他真正的担心:“我意识到这些尝试是为了把我们跟一个摇摇欲坠的欧洲捆在一起。现在就指望你来帮我挫败他们的计划了。”其实,根本不需要总统先生的提醒。美国财政部根本就没有打算和欧洲合作。欧洲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美国越是帮他们,他们就越依赖美国。干嘛要帮欧洲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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