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红釉器特征
1.红釉瓷器
红釉瓷器始烧于元代，属于高温铜红釉，在窑炉内以还原气氛烧成。到了明代永乐朝变得鲜红，后改为矾红。王宗沐、陆万垓纂修的《江西省大志》卷七料价条记载：“隆庆五年，都御史徐题，称该内承运库太监崔敏题，为缺少上用各样瓷器，单开窑烧造内外鲜红碗、钟、瓯并大小龙缸、方盒各项……把限明年二月，其余八月运，逐年选进，但今窑作坯房倾坏日久，新经修完，又兼物料细腻，式样精巧，难以措别。见遭洪水为患，土料疏散，成坯甚艰，冬月水冰土冻，尤难造作，况系火中取物，必须假以时间，多做坯胎，入窑百中选一，呈乞转达，查例将鲜红改作矾红。”又记载：“敕下该部详议，将鲜红瓷器，查照前例改造矾红。”又如：“又查得嘉靖二十六年二月，内据江西布政司咨呈开称，鲜红桌器，拘护高匠，重悬赏格烧造未成，欲照嘉靖九年日坛赤色器皿，改造矾红；又查嘉靖九年事例，题奉世宗皇帝圣旨，这鲜红瓷器，准照先年例，用矾红烧造，只要鲜明，如法着作，烧造解进。”
从这几则奏折和批文来看，红釉瓷器在皇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非红不可，因材料缺乏，只有用矾红。到了明宣德朝，成功地烧造出“宝石红”，宣德以后每况愈下，红釉几乎到了失传的地步，直到清康熙年间才得以恢复和发展。
2.康熙“郎窑红”与“豇豆红”
“郎窑红”始创烧于康熙年间督陶官郎廷极监窑之时，它仿烧的是明代宣德年间的“宝石红”。“郎窑红”有两大品种：一是薄釉瓷，上一层釉，其釉面光亮，开细小片纹，由于釉液垂流，器物上半部呈淡红色或淡青色，下半部呈均匀的鲜红釉色；另一种是厚釉，施双层釉液，釉面凝重，器面显出黑色星点或血丝，俗称“牛毛纹”。双层釉面有时色泽深艳浓重，犹如初凝的牛血一般猩红，又称“牛血红”，口沿因釉薄又向下垂流，再加上铜分子在高温下的挥发和氧化，器沿口出现轮状白边，俗称“灯草边”或“灯草口”。
“豇豆红”在康熙年间与郎窑红并驾齐驱。“豇豆红”色调淡雅，酷似豇豆的红润，并略带绿色的苔点，直观艺术感觉幽静清淡，柔和悦目，恰似桃花片，娃娃脸，美人醉颊，世人又以此称之。
“祭红器”始于康熙，盛于乾隆，因为釉色像雨过天晴后天边的霞霁，所以又叫“霁红”。景德镇陶歌云：“官古窑成重霁红，最难全美费良工。霜天晴昼精心合，一样搏烧百不同。”
郎窑红、豇豆红、霁（祭）红都是以铜元素为着色剂,在 1300℃左右的高温还原火中烧成，也属于窑变釉。由于胎骨材料的选择和釉液中铜元素含量的多少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品种。这种釉色与钧官窑的烧制工艺不同，并非承继或仿自钧釉。
3.雍正朝仿钧釉
雍正朝瓷业尤盛，仿古成为时尚，仿钧窑更受到皇宫重视。唐英于雍正六年至景德镇御窑厂监理窑务，于雍正七年派厂署幕友吴尧圃赴钧窑始产地钧州调查。雍正七年以后，宫廷档案中屡见景德镇仿钧釉的成功记录。如：雍正七年……闰七月十日，郎中海望持出均窑双管瓜楞瓶一对，奉旨着做鳅耳乳足三足炉木样，交年希尧照此瓶上釉水烧些来（造字3326号） ；雍正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将年希尧烧造二件呈览，奉旨，此炉烧造的甚好，传与年希尧照此样再多烧几件（造字3332号）；雍正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司库常保奉旨着照宜兴钵样式交与造磁器处仿样，将均窑（钧窑）、官窑、霁青、霁红钵各烧造些来，其均窑要紧，钦此！（造字336号）
另有《景德镇陶录》记载：“今镇陶所仿钧瓷，土质既佳，瓶炉尤多美者。”
又有《南窑笔记》记载：“其均窑及法蓝、法翠乃先于窑中烧成无釉涩胎（现代称素烧），然后上釉，再入窑中复烧乃成，惟蓝、翠一火即成。均釉则数火乃得流淌各种天然颜色。”
仿钧产品以红色为主，交织有月白、天蓝，形成五彩斑斓的釉面，人们习惯称钧红釉，也有称“火焰红”的，其中间杂蓝色较多的称“火焰青”，底足涂酱色护胎釉，阴文篆刻“雍正年制”四字。仿陈设瓷花盆、鼓钉洗较多。此种产品珍藏标本多标“仿钧釉”，若造型异样者，都标“窑变釉”。这种器物多是仿钧瓷窑变釉，人们也称“窑变釉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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