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管学文献研究》：
一步暴露，学术思想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朱之喻、陈确、傅山、黄宗羲、方以智、顾炎武、熊伯龙、王夫之、李颙、唐甄、颜元等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虽然他们贡献各有侧重，但对传统思想的总结批判却是共同的特点。他们的思想交织在一起，浑然一体，并贯穿于我国整个17世纪，成为学术思潮史上的一个重要思潮。”
第二次学术思潮大约是乾嘉及以后的一段时期。随着清朝统治者在中国大地站稳脚跟，经济的逐渐复苏，统治者一变清初之怀柔文化政策，开始对学术思想实施打压，以文字狱为主的一系列文化镇压行动造成了学术界万马齐喑的局面。而这种状况致使清代中期的经学走入了为考据而考据的境地，不敢有一丝涉及社会现实，毋论顾炎武倡导的“经世致用”了。总之，清代中期所形成的考据学，以考经籍为主，由于要通经，又推而广之，考及文字音韵、名物制度、历史地理、医药、天文、算术，以及金石书画、草木虫鱼之类，因而形成了一门十分庞杂的学问。大部分清儒以考据为方法，沉溺于古籍整理之中，把毕生精力消耗于古书章句之间，基本脱离社会实际，但经过他们的努力，中国古籍整理方面出现的问题到此时已经基本弄清，这对于后世的学术研究，是相当有益的。因此，将学术禁锢于故纸堆中，为考据而考据就成为清代中期的学术思想特色。
乾嘉汉学实际上是这一时期学术思潮的外在表现。正因为其在考据方面的突出成就，成为清中叶杰出的学术代表，其声势之大，前所未有，因而多数学者将其作为清代学术的标签。梁启超曾言：“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然而，考据学毕竟只是一种学术而非一种思想，只是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外化的结果，因此不能将其等同于清代思潮。到考据学极盛之后，便走入了为考据而考据，这种极端的表现使考据成为一种文字华丽的堆砌，或者说是一种文字游戏，而失却了其学术地位，成为后学批判的标的。
第三次学术思潮是清代晚期。道光以下以迄光绪、宣统之末，清政府遭遇内忧外患，社会动荡，特别是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了鸦片战争，中国社会步入了近代史的历程，原有的满、汉民族矛盾逐步瓦解，随之而来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宗教、文化的入侵，给当时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强烈刺激。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倡言社会改革，变法求新，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主张。如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一些学者从故纸堆中走了出来，从为考据而考据的风气中走了出来，响应变法，关注现实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晚期的学术体现并不仅仅在经学上，而且还表现在以史学、子学等传统学术为主的“国学”上，“通经致用”的“通经”不再是学术的唯一方向，通史、通子等也与经学不相上下；而“致用”没有改变其性质，依然将学术关注社会现实作为终极目的。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学术潮流是以“致用”为核心的，但并不完全是清初顾炎武倡导的“经世致用”或“通经致用”了，而是表现为“学以致用”。很多学者的研究范围不仅仅限于经学，而是扩展到更多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可以肯定的是，清代晚期的学术思潮融入了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容。
总之，整个清代的学术思想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和多元性，而并不像梁启超先生所说的考证学。虽然从清初、清中到清末有相对突出的学术思潮存在，但就某一时期而言并不是十分清晰的。林国标认为：“任何想以一种单一的学术作为有清一代思想的统一的标签的做法都是不合历史实际的。实际上，从清初到清末，不同的历史时段分别涌现了不同的学术潮流，要想准确地把握清代的学术实质，就必须对这些不同的学术潮流有一个清楚而且清醒的认识。从清初到清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至少不可忽视以下几种学术潮流：清初理学、乾嘉汉学、晚清今文经学、晚清理学中兴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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