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近代出版史研究》：
第一节传教士与福建近代出版业的发端
福建是我国古代出版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自五代开始，闽北建阳、闽西四堡和福州先后成为全国性的图书雕版刻印中心，经历数百年而不衰。晚清西学东渐，福建出版业的发展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采用雕版刻印技术、主要出版经史子集和“钦定”“御纂”图书的古代出版业逐渐走向衰亡，而代之以采用新式印刷设备与技术、以出版西学图书和近代报刊为主要特点的近代出版业。福建出版业的近代转型，首先应归功于西方传教士的努力。
两方传教士在近代福建的出版活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1860年之前的第一阶段，传教士的出版活动是一种个人行为，或依附于教会学校，出版物数量少，且以宗教类图书为主，是为创始阶段。第二阶段是1860年之后的晚清时期，随着福州美华印书馆等专业性的传教士出版机构建立，传教士的出版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与兴盛时期。是时，传教士出于宣教的目的，大量出版西学及宗教类图书，率先引进近代机械印刷设备与技术，首创近代报刊，并培养出第一批本土近代出版人才和印刷工人，开创了福建出版业的新纪元。民国时期的第三阶段，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受国人自营出版业的挤压，影响日渐式微，进入衰落期，在世俗社会已无影响。此时，传教士的部分出版活动重新依附于教会学校，但福建协和大学等教会学校的出版物已经基本上不具有宗教色彩。
一、1860年以前来闽传教士的出版活动
福建是我国著名的侨乡，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许多福建人就远走南洋，到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谋生。1814年，当嘉庆帝再次颁布“禁止西人传教，查出论死，人教者发极边”的禁教令后，早期东来传教士失去了在中国本土传教的活动空间，福建侨民众多的南洋便成为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因此，当时许多传教士在人闽之前，就已经熟知福建方言和福建人的生活习俗。
鸦片战争后，福州、厦门被定为通商口岸，在中国传教的禁令也已被清政府废止，于是那些熟悉福建方言民情的传教士们便纷纷入闽传教。传人福州的新教差会主要有美部会、美以美会和安立甘会等，传人厦门的差会主要有美国归正教、伦敦会、大英长老会和美国长老会等。在福建活动的传教士中，比较知名的有杨顺、柯林、麦利和、卢公明、雅裨理、文惠廉等。他们传教的主要手段是兴办教会学校和出版书报刊。其中，出版活动“是基督教传教历史上最常见的办法”，“传教士对于这一办法研究的结果，使他们相信，只要他们首先取得了当权人物的信任，一切就会容易发展。他们准备出刊杂志和书籍，在该项杂志和书籍内，不但传播基督福音，同时也传播一些现代科学和哲学。”①传教士们还认为，“别的办法可使千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百万的人改变头脑。”②此外，在闽传教十之所以如此看重出版物的传播功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福建是一个方言纷纭复杂的地区，在我国八大汉语方言中，福建方言就有3种，如果加上省界交叉地区，在其境内使用的就有汉语八大方言中的7种。即便是省内同一方言区，也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存在隔村音变、隔乡不同语的现象。在当时社会封闭、普通民众大多不懂官话的情况下，口头传教困难重重。然而文字却是统一的，这给予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很大的生存空间。
事实的确如此，出版活动至少和教会学校一样，成为传教士们在福建进行传教与传播西学的主要工具。近代早期，福建是传教士的出版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外国各宗教团体在中国办印书馆以福建省为最多。”③
1860年以前，福建没有出现专门的教会出版机构，传教士以个人名义从事出版活动，一般是在开设教会学校的过程中完成的，即为了满足教会学校的教学需要而临时刊刻具有教科书性质的图书，其行为特点表现出明显的自发性与对教会学校的依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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