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
辜鸿铭以其学贯中西学的经历和视野，试图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中，赋予传统的儒教一种宗教感，以加强其收摄人心的力量。中国儒学或儒教是不是宗教？这就是用西方狭义的宗教概念来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根本难点。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怎么量，都在似与非似之间。关于儒学与宗教的概念及其社会功能的异同，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进行了反复的论证：他认为西方哲学家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儒家的文化哲学、道德规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西方人“未能讲其学说变为宗教或等同于宗教，其哲学并没有被普通民众所接受。相反，儒学在中国则为整个民族所接受，它成了宗教或准宗教。我这里就广义而言，而非欧洲人所指的狭义宗教。”[1]辜鸿铭认为传统的儒教在古代儒生那里就是一种宗教，但这一种有理性的人的宗教，即“所有有理性的人对此达成默契、决不谈论的宗教。”[2]这就是说，传统的儒教就是一种以理性为主而能够发挥宗教功能的“宗教”。“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对于宗教的需要，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套儒家的哲学和伦理系统，是这种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综合体儒学取代了宗教。人们说儒学不是宗教，的确，儒学不是欧洲人通常所指的那种宗教。但是，儒学的伟大之处也就在于此。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3]正是由于儒学不是严格狭义的欧洲那样的宗教，但同时又具有欧洲宗教同样的社会功能，所以，辜鸿铭又进一步指出：“就广义而言，我认为儒学、基督教、佛教同为宗教。……儒学与欧洲人心目中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仍有不同。这不同之处在于，欧洲意义的宗教是教导人做一个善良的（个）人，儒教，则进一步，教导人们去做一个善良的公民。基督教的教义这样发问：人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而儒教教义却是这般提醒：公民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儒教认为没有个人的生活，作为个人，他的生活与他人及国家密切相关。关于人生的目的，基督教的答案‘是给上帝增光’。儒教则认为人生的主要目的，是做一个孝顺的儿子和善良的公民。……总之，欧洲人心目中的宗教，企图使每一个都变成一个完人，一个圣者、一个佛陀和一个天使。相反，儒教却仅仅限于使人成为一个良好的百姓，一个孝子良民而已。换言之，欧洲人的宗教会这么说——‘如果你要信教，你就一定要成为一个圣徒、一个佛陀和天使。’而儒教则言到——如果你能够象孝顺的儿子和善良的臣民那样生活，你就入了教。”[4]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说佛教、基督教是“个人的宗教或称教堂宗教”，而儒教则是“社会的宗教或称国教。”“孔子对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是给了人们真正的国家观念。孔子正是为了赋予人们真正的国家观念而创立了儒家。在欧洲，政治成了一门科学，而在中国，自孔子以来，政治则成为一种宗教。简言之，孔子对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即在于他给了人们一个社会宗教或称为国教。”[5]儒学和基督教、佛教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人的宗教或者称他们为教堂的宗教，而前者是社会的宗教或国家宗教。儒学的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给人以正确的国家理念，并把这种理念上升为一种宗教。也就是说，从狭义的宗教概念来衡量，儒学决不是宗教。然而，若从造成的社会效果（即功能）来说，儒学又与宗教是一样的，与基督教、佛教没有区别，而可以视为广义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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