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

　　当前改革的重点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角色究竟如何，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其实，经济学对该领域的研究历史已经走得很远，不但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厘清了政府及其权力结构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还深入政府如何发挥作用的具体领域，除了宏观调控以外，例如监管机制、标准设定、维护竞争体系、公共资源拍卖机制、最优社会保险政策设计等，理论研究与文献已经相当丰富，实践运用也有大量经验与成果。我国自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改革目标本质上都是如何界定政府的职能和边界。20年过去了，这条最简单的“政府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依然没有多大实质上的改进。政府被“俘获”导致的腐败，触目惊心。
　　《比较（76）》提供的就是经济学家们在探讨政府角色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新的视角和思路，也许对读者是有益的。

　　《比较（76）》：
　　开篇兰特？普利切特和劳伦斯？萨默斯的文章主要讨论中国和印度的高速增长能否长期可持续。作者把主流预测中国与印度增长维持在6%称为“亚洲欣快症”，他们认为，超高速的经济增长难以持久，一国的经济增长率终会降至全球均值附近，用统计学术语来说就是“回归均值”。文章还从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规模等角度分析两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探讨高速增长期的持续时间和可能的结束时间。谈及中国，他们指出，当企业“俘获政府”，或者企业本身就属于国家，或者由国家选择企业时，就会形成“不公开的有序交易”环境，虽然这可能造成的增长要远远高于那些体制完善而健全的经济体。但是，真正的挑战在于转型。原本国内外投资者的预期建立在与特定权力机构的特定关系之上，一旦发生转型，投资者往往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预期，而这会引发经济增长的骤停。相比于民主政体，中国当前的威权体制也加大了增长结果的变化范围。在互联网的带动下，近年来平台产业蓬勃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产业组织形式，它不仅改变了市场竞争的格局，也对监管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近期的禁止滴滴专车事件、淘宝和工商局对峙事件，都充分说明我们现行的监管政策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埃里克？格伦？魏尔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白亚耒所要讨论的恰好是平台产业的监管问题。传统观点认为，由于网络效应，平台产业中会出现两类市场失灵：低效率的锁定、赢家通吃，所以，应当增加企业的数量，以强化竞争。两位作者却认为，平台市场中进入者有能力采取策略行为，比如相对被动的“分而治之”或更加积极的隔离策略，削弱主导企业，将网络效应内部化，结果低效率的过度市场分割是更大的危险。作者尤其强调，用户的异质性会导致平台市场中的价格总是高于社会最优价格，而竞争压力不足以系统性地纠正这种价格扭曲。鉴于市场过度分割是平台产业的一个主要问题，公共政策应当使平台竞争中有效率的最终赢家尽快巩固其主导地位，让主导企业能收获创新所带来的合理回报，与此同时，必须服从由市场来挑选赢家的约束，并通过相应的监管措施来确保主导企业服务于公共利益。
　　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货币政策的反思，这一反思还在继续。英格兰银行副行长查尔斯？比恩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中畅谈“货币政策的未来”。危机表明，将关注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主要目标存在致命的缺陷，未意识到在一些情况下它不利于金融稳定。为实现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目标，未来的货币政策需要有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套，因为宏观审慎政策更适合抑制危险的金融失衡和保持金融稳定。比恩探讨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这两种政策的典型的结合方式如何通过影响商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均衡，进而实现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目标。他特别提醒未来的中央银行家，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未雨绸缪的重要性。
　　中国当前的教育问题备受诟病，各界人士争说教育。那么，经济学家是怎么看教育的呢。“改革论坛”栏目给读者提供了钱颖一的文章，作为国内外公认的优秀经济学家，他却在10年前全身心投入清华经管学院的教育改革，对中国的教育问题有其独特的视角和观点。他认为，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说明中国的教育有其成功之处。他将之归纳为“高均值”，也就是说，中国通过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使学生们在这两个方面有较高的平均水平。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是“方差小”，也就是说，“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这一点将制约中国向创新型国家的转变。除了知识和技能上的高“均值”和低“方差”外，中国教育还存在一个现象：人的素养、价值方面的低“均值”、高“方差”，也就是说人的素养平均水平低，同时素养差的人还不在少数。因此，在钱颖一看来，中国教育的真问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这篇短小精悍的文章，说理透彻，意蕴深长。
　　“前沿”栏目是两位克拉克经济学奖得主拉贾？切蒂和艾米？芬克尔施泰因的文章。这篇题为“社会保险：基于理论与数据相结合的分析”的文章概述了有关社会保险的大量文献，重点回顾了将理论和数据结合起来对福利和最优政策选择进行定量分析的近期研究。作者们首先从保险市场中的选择行为入手，论述政府推行社会保险的动机，分析若干社会保险政策的福利结果，如失业保险、伤残保险、医疗保险等。与此同时，回顾了有关最优社会保险政策的研究，并讨论如何利用经验估计参数计算最优的保险金水平，以及社会保险设计中的其他重要问题，如强制储蓄账户、提高保险计划的参与率、改变保险金的路径或持续时间。透过本文，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家在结合理论与数据研究最优社会保险政策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过，如作者指出的，若要为政策制定者推行重大的社会保险改革出谋划策，还需要对这些政策如何影响整个经济有全局性的理解。这些问题不仅是对社会保险研究的根本挑战，也是对更一般化的实证研究的重要挑战。
　　在“金融市场监管的理论基础”一文的下篇里，作者卡塔琳娜？皮斯托主要论述了与四种金融理论相对应的监管思路，以及金融监管的新方向。对于有效市场假说以及理性有效市场假说而言，关键是信息成本，因此监管要着眼于提高信息的有效性；对于知识不完备假说而言，主要是知识不完备造成的约束，因此监管要着眼于消除这些约束。而对于金融不稳定假说而言，监管要着重于矫正导致市场不稳定的内在因素；对于金融货币论来说，监管的着眼点是积极应对流动性约束。金融监管的新方向应当是结合知识不完备假说和金融货币论，将强调最优监管的现行监管框架转变成随市场变革而管理市场过程的监管框架。
　　“新书架”栏目中的两篇文章旨在向读者推荐两本有价值的图书。田国强的文章结合当前的改革发展形势，从改革的历史、逻辑、方向、目标、愿景、战略把握、顶层设计以及改革方法论出发，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的变革给出了解读和建言，是对其新著《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的概述。另一篇文章是日本经济学家、越南政府顾问大野健一为即将出版的中文版新书《学会工业化：从给予式增长到价值创造》写的序言。大野的《学会工业化》是一部从国别、历史比较的角度分析后发国家如何进入工业化序列的著作。他认为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成就主要取决于其产业政策的质量，远远超出国家规模、资源禀赋或其他任何“既有优势”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说，不但需要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还要掌握这样的政策应该如何进行设计、实施、监督和调整，也即“政策学习”过程。他简要谈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他看来，中国过去的增长主要来自强劲的私人部门活力，可是在未来必须辅以明智的政策选择，才能形成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而且与新加坡、韩国乃至马来西亚相比，中国还有很大的政策学习和进步的空间。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普惠金融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相关国际机构开始积极推行普惠金融理念。理论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有助于消除社会排斥和金融排斥，提高金融可获得性，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和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张韶华和张晓东的文章讨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和主要模式，并简要介绍了我国推行普惠金融的近期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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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特·普利切特劳伦斯·萨默斯
亚洲欣快症和回归均值
埃里克·格伦·魏尔白亚耒
平台产业新经济学的政策含义
查尔斯·比恩
货币政策的未来
钱颖一
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
拉贾·切蒂艾米·芬克尔施泰因
社会保险的动机研究和最优政策设计
卡塔琳娜·皮斯托
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下）
田国强
中国改革的历史、逻辑和未来
大野健一
如何学会工业化
张韶华张晓东
普惠金融的文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