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日都会去报亭里溜达一趟，打听是否有关于中国的报刊读物出版，但一直都没有新的出版物。直到1960年，第阿
古斯蒂尼地理学会出版了一套旅游杂志，分期介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俗风貌。第阿古斯蒂尼地理学会是诺瓦拉市的一家出版社，专业出版意大利学校的地理教科书，从小学起我就熟悉了他们印制的地图。事实上，那些彩色专题小册子被命名为《地图册》绝非偶然，我每周都在等待着远东区专题册的出版，我并不奢望一定要是有关中国的，哪怕是有关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也可以。我决定写信给出版社社长，向他咨询是否有出版相关内容的计划，他回复我说，他们已经编排好了一整年的出版计划，但是仍未找到愿意编写那些国家专题册的作者。于是我又写信给他，毛遂自荐，介绍说我自己很了解那些国家，能够负责编写那些专题册，并且还能够提供精美的图片。我的这种勇气定然被视作为能够胜任的决心，那位社长欣然接受了我的提议，嘱咐我上交一份工作计划给他，并且提醒我，在出版前我至少有一年的准备时间。我不禁开始怀疑自己的这种莽撞与冒失是否有点儿过了限度。我哪儿来的勇气，在18岁时竟敢接下这样的任务？要知道，《地图册》的编写委员会可都是由顶级的大学教授组成的，其中有大名鼎鼎的阿尔玛加教授，他可是我们学习的地理教科书编写作者。想到我得写一些40页左右的专题册，介绍一些我未曾踏足的地方，便会觉得自己有些“厚脸皮”。好在我有充足的时间收集资料，研究考证：一整年！我想到了我可以从介绍朝鲜开始，战争的记忆尚未褪去，我父亲装订的那本战争报道应该还藏在家中的某个角落里。然后我可以介绍中国，囊括从长城到长江这两个地理极点之间的范围，我相信这一定会吸引众多的读者。鉴于我刚同西贡的一位女学生建立起书信往来，我便想到了第三本专题册可以写越南。我写信向社长介绍了详尽的工作计划，他同意了。我又写信给首尔的《韩国时代》，他们刊登了我的信，一个月之后，资料如倾盆大雨般从天而降，将我掩埋，包括照片、幻灯片，还有在美国的“韩国研究”分部给我寄来的宣传册和照片。关于越南，我那西贡的朋友则指引了我一条明路：巴黎的法国政
府海外领土文献资料办公室，日后我在编写柬埔寨专题册的时候，他们也为我提供了一些资料。就剩下中国，有待解决，但我所需要的仅是照片资料，因为我已经在脑海里想象了无数遍环游中国的旅程，也已经搜集了从戈壁滩到扬子江流域富饶省份的所有信息。在那个年代，意大利追随美国的国际政策，没有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也没有同中国建交。中国也尚未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离我最近的中国大使馆在瑞士，作为中立国，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后，瑞士就同中国建交了。于是，我自作主张，给伯尔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写信，请他们帮助我搜集图片资料。文化专员劳辛先生给我回了信，此后的几年间，我与他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还与他见了面。同时我也写信给了新华社和北京的外文出版社，他们也给我寄来了一些图片资料。我的工作进展得如火如荼，1961年底时，关于朝鲜的长篇文字内容已经写就，并配上了图片。我将所有内容寄往米兰，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回复。没过多时，等来了肯定的答复，专题册将在2月出版，我将会得到一份丰厚的酬报，终于可以在银行里开立一个我的账户了。这一次的成功也为其他几本关于中国、越南、柬埔寨、菲律宾等的专题册的编写打开了通道。我至少拥有了两年的工作。“我的”朝鲜专题册在意大利各地报刊亭的热卖带给我的是一种无以复加的激
动：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那天早上，在去上学的路上我路过报亭，买了一份自己的作品，读着自己的名字，胆颤心惊地翻着那些书页，几乎是偷偷摸摸的，生怕被同学们发现了。但是对我那忠实的好友兼同桌皮埃尔，我必须毫无保留，但他立即“出卖”了我，将这本册子展示给了教授看，教授草率地翻了几页后就喝令我将它放回书包里，并下结论道“纯属浪费时间”，我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业上。我与中国的“个人”外交进展得一帆风顺：我不断地从伯尔尼收到各种宣传资料，这对我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十分有用。如此，我将美国政府诅咒似的说教、欧洲各国暧昧不明的对华态度、苏联由于一时愤怒、心血来潮的反目和中国的自我立场做了一个比较，再加上每月从天津来的信件，在我心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一个相对成熟的观点：中国象征着这个星球上最神秘也最有意思的人类精神改良实验室。我必须要亲自去看一下，自己弄明白这些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无法弄清的真相。我的图书馆在扩充，我的知识也是。剪报也在增加，因为我拿波里的爷爷，每天都会读《晨报》，他将那份报纸上有意思的内容都寄给了我，同时报亭经售人也引进了许多家新报刊。从伯尔尼寄来的出版物也大量增加：显然是文化专员先生向北京外交部方面求了人情，让他们多寄来些我所要求的资料。除了宣传资料外，我还收
到了许多关于历史、艺术、考古、旅游、社会等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专题册，其中我最感兴趣要数，中国政府对国际时事的政治立场的相关政治资料。通过阅读这些法文或英文的资料，我终于建立了就中国问题的独立观点，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观点是如此的迥异，当时的西方世界看待中国的视角仍被殖民主义文化思维蒙蔽着。当然，尽管有着盲目的革命激进主义倾向，但是历史的事实使我们能够善意地去理解中国的论点，此外，在50年代，新中国刚站起来以后，的确实现了许多进步。60年代初，大使馆还给我寄来了一份有关不同领域时事的油印周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各方面，一些在西方报刊上读不到的消息，而这对我形成对当代中国的概念至关重要。我通读了这些资料，对其中的内容作选择性的吸收，这完全出于我的辩证意识，但或许也可以说是一种交流的艺术，有助于真正理解这些报刊评论，将其变为自己的东西。而且这也是从中国引进的新思维模式，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精神本质。与美帝国主义狂轰滥炸的媒体宣传效应不同的是，中国的方式更为平和，更具建设性意义，必然也更为高明，可供考证，中国政府比起美帝，拥有更高的情商。在短时间内，我便迷恋上了这种中国特色的政治语体风格，讳莫高深，巧妙影射，这汲取了我们尚不了解的东方哲学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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