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勇，男，1972年7月生，安徽霍山人。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后、城市规划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博士后；高级规划师，注册规划师。历任上海市卢湾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万达文化旅游规划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并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城市文化遗产研究”兼职研究员等社会职务。出版专著2部，执行主编《城乡规划》系列专辑6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持各类科研课题30余项，主持或主创各地规划设计120余项。曾获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上海市“沪疆杯”（对口援疆）优秀组织者等称号，并获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一等奖和内部调研成果奖、上海市房屋管理创新奖一等奖、上海市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二等奖等奖项。主要研究方向为规划设计与管理、城市更新、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历史城市地理、上海城市史和文化旅游发展等。

　　近代上海租界的建设发展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也涉及较广阔的空间范畴和较复杂的制度建构。由于精力所限和这项工作本身的实验性特征，万勇仅以上海开埠至1949年期间的原公共租界中区范围——黄浦江、苏州河、西藏中路、延安东路围合区域——为研究对象。这个区域的发展启动最早，功能孕育最为复杂多样。在早期的土地章程中，现代城市规划的一些要素就已初见端倪，潜在而自觉的规划意识或明或暗地显现于一些建设活动。尽管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尚存差距，但已经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土地的划分、功能的孕育、道路的建设、建筑的布局和空间的营造等很多方面。后来，随着时代发展，上海公共租界中区在曲折中前行，规划建设的效果逐渐明显、特点逐渐鲜明，城市功能进一步分化，城市形态进一步演进。诸如城市功能构成、道路交通体系、用地性质调整、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等等，开始了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由单一到丰富、由低级到高级、由近代到现代等的变化过程，市政管理也由最初浅显、单薄的管理文件，到解放前较为圆熟、繁复的制度体系，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历史演进。所有这些演进，都或多或少的在一些历史地图和历史图片中有所体现。万勇的这项研究就是基于这些历史地图和历史图片的整理和分析，努力厘清每一项城市功能和形态元素的时代变迁轨迹，试图从中找寻上海这座特色鲜明的大都市核心区域的发展脉络和内在机理，为认识过去的上海、直面当前的上海、展望未来的上海打下一定的基础。

　　★随着信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进步，一个大数据时代已揭开序幕。但如不能将地图、图，画、照片、档案、碑刻等各种史料和形式各异的各类信息收集、整理、加工成规范的数据，历史地理的研究就不能进入大数据时代，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也难以在大数据时代发挥应有的作用。本书以数字化图形方式解剖近代上海的功能变迁和空间演进，是对城市发展内在规律进行一定程度的“解密”，是展现“看得见的上海史”、“一目了然的城市史”的一次尝试，也许可对大数据时代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
　　——葛剑雄

　　上海开埠后，在总体上因城里人、外地人、外国人等三种力量汇聚、碰撞，而产生巨大的能量。而这些都是战争的产物。西方列强通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外国人进来了；中国几次三番的内部战争，将外地人（老上海称乡下人）逼到了上海租界这样的“安全港湾”，近距离与外国人相处；而上海县城里的城里人也打开、走出了县城城墙，与外国人、外地人做生意或者提供服务。三种力量的汇聚造就了早期租界的亦中亦西、亦城亦乡、亦土亦洋的空间格局，形成了东区洋、西区土，东南近城而旺、西北远城而芜等人文地理现象。
　　二是这些历史地标地段的功能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迁乃至消亡。这是否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地标，地标与时代发展的需要息息相关，所谓绝对的原真性，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例如，从满庭芳、棋盘街、昼锦里、盆汤弄等的商业演进和兴衰中，可以看出在时代发展和城市文明演进中，生存是第一位的，为了生存，不得不不断地去适应时势。
　　例如满庭芳等几个历史地标地段的更替过程示意。满庭芳：开设满庭芳京戏园使市面随之兴旺（1867年）——食品摊、赌台、燕子窝、下等妓院、小客栈集中地——五金旧货摊集中地（“八一三”抗战后）——机械五金集聚点（抗战胜利后）——居民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棋盘街：烟馆、旅馆、茶馆和二等妓院集中地（早期）——新旧书店、文具店和教学仪器店集中地（20世纪初起）——综合性商业街（20世纪30年代后）——萧条（抗日战争后）。盆汤弄：众多浴室（早期的浴室集中区）——许多茶栈（19世纪70年代起）——丝业兴盛——绸布业兴旺——菜馆点心店林立（20世纪20年代起）——居民区（20世纪50年代起）。
　　三是历史地标地段的形成过程值得玩味。其一，部分历史地标地段一开始是从某一家引领风尚的商业单位起步的。例如，昼锦里是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设的妙香室粉局起步的，满庭芳地标地段首先因清同治六年（1867年）在今靖远街北横弄开设满庭芳京戏园起步的，后马路的钱庄集中区是从清同治九年（1870年）开设在宁波路的安康钱庄起步的，龙泉园是从19世纪中叶最早设在今龙泉园路29号处的龙泉园茶馆起步的，等等。这样的引领风气之先者毕竟是少数，而绝大多数的聚集来自于跟风者，他们“噶苗头”①，闻风而动，制造了众多的商业集聚区，集体营造和烘托了众多赫赫有名的历史地标地段。其二，部分历史地标地段因地缘因素而致。例如，小花园女鞋业因附近妓院而集聚；泥城桥地区北濒苏州河，船民多，小商小贩多，贫民多，因此适应这些人需要的铁铺、缆绳商店、五金店、小饭店、油酱店、茶馆、小旅馆、澡堂、当铺等店铺也就多；老闸地处水陆交通要冲，客商往来频繁，逐渐成为竹木器材、农副产品、柴炭等集散地。从中看来，任何历史地段的由来都具有显然的逻辑性。当然，也有偶然性因素导致了历史商业集聚地段的形成，包括战争、时代转换、形态建设等等，这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四是历史记忆，特别是对于历史地标地段的历史记忆，独具魅力，值得挖掘和宣传。上海中区是一个有很多故事的城区，其中有很多有故事的地段，不管这些故事中充满了多少传奇，哪怕是不堪回首的记忆，也值得后人思考并获得启示。由于各方面原因，当代在这方面的挖掘还很不够。一些历史地段地标的消失，从历史角度而言，自有其遗憾之处。但在历史长河中，历史地标的更新，也有其必然性、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例如，没有新新舞台和楼外楼的消失，就没有后来堪称租界中区地标建筑的七重天；没有其中的老天蟾舞台的消失，就没有后来福州路云南路路口的新天蟾舞台。又例如，如果没有第一批外滩东印度式洋行建筑的消失，也就没有后来号称万国建筑博览会的新外滩风貌和天际轮廓线；其中如果没有江海关中式建筑的消失，也就没有如此协调的当代外滩建筑群的出现。
　　当然，在一个经典地标消失之初，在市民有所遗憾并怀念之时，也许是这个地标沉寂之后必然的选择。因为时势变化，生意清淡，难以为继，转业、停业乃至于拆除、更新是其必然的选择。哪个业主也不会因为要为城市保留某个过了气的地标，而勉强维持甚至破产倒闭。因为城市的发展是十分现实的，特别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城市空间随着市场大潮起起落落并形成高与低、大与小、疏与密、雅与俗等的交响。这不是在某个年代里相对静止的、凝固的音乐，而是四维空间的立体呈现，是“时间一空间”双重作用下的产物。指挥棒掌握在市场的手里，而城市政府和规划师只是应时代发展要求起到规范管理、积极引导和修补更新的作用。
　　另外，只有以一个新的经典代替一个老的经典，以精品代替过时的产品，历史地段的消失才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相反或许只有经济价值）。这就要求有较高的设计水平和管理水平。因此，重点地段的规划建筑设计及其管理环节，需要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认真推敲，以无愧于老的历史地标的消失。而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代替或保护之前，宁愿等到想清楚再行决断。
　　……

序
绪论
一、选题缘起
二、研究对象
三、相关研究综述
四、主要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
五、研究框架

第一章 中区形态发展的城市规划解读
第一节 1845年土地章程的规划因素解析
一、1845年土地章程
第二节 1845年后几次章程的规划因素解析
一、1848年英租界的扩大
二、1854年土地章程
三、1869年土地章程
四、1898年土地章程的增订
第三节 几次重要事件对租界规划实施的影响
一、小刀会起义期间所谓的防御工程
二、三次倡导建设“自由港”和“自由市”
三、有关规划和市政管理机构的成立
四、华民住居租界内条例的颁布
第四节 城市建设过程对规划的不断修订和完善
一、总体规划
二、专项规划
三、规划体制
四、规划思考

第二章 中区城市功能的历史变迁
第一节 城区性质的变迁
一、1843-1853年间
二、1853-1911年间
三、1911-1949年间
四、1949-1979年间
五、1979年至今
第二节 重要功能设施的变迁
一、商业贸易设施
二、金融设施
三、传媒设施
四、餐饮业设施
五、酒店设施
六、办公设施
七、文化娱乐设施
八、生活配套设施
九、宗教和社团建筑
十、烟馆、赌馆和妓信
十一、教育设施
十二、医疗卫生设施
十三、工业用地和弄堂工厂
十四、仓储用地和货栈、堆场
第三节 功能设施的空间变迁逻辑
一、延续
二、漂移
三、断裂
四、关联
五、起伏
第四节 影响中区功能发展的重要事件
一、华洋杂居局面的形成
二、跑马厅的两次转移
三、墨海书馆、英领馆、满庭芳、百货大楼等重要设施的建设
四、关于赌馆、烟馆、妓馆等的争论
五、道路沿线地区的功能形成
……
第三章 中区居住空间的历史变迁
第四章 中区城市形态的历史变迁
第五章 中区道路市政的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