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庆岳（1957― ）台湾小说家、建筑师，建筑评论家，祖籍福建福州，出生于台湾屏东。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硕士，现为淡江大学、华梵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主任。著书20余本，其中文学类《林秀子一家》入选香港亚洲周刊“2004年度十大华文书籍”、入围2009年亚洲曼氏文学奖，《重见白桥》获2003年“巫永福文学奖”，《凯旋高歌》获2003年台北文学奖文学年金；建筑类有《弱建筑》、《建筑师的关键字》、《屋顶上的石斛兰》等。策划建筑展多次，包括2004年于台北市当代艺术馆与安郁茜联合策展的《城市谣言：华人建筑2004》，并担任200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台湾馆策展人。

　　《下一个天际线：当代华人建筑考》是一本介绍当今华人建筑师及其代表作品的书。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导言；大陆篇；台湾篇；对话。书中第二部分着重介绍目前活跃于大陆的10位建筑师及其代表作品，第三部分介绍台湾的5位建筑师及其主要作品，第四部分以访谈形式介绍当今华人建筑发展的概况，本书较为全面、准确地再现了华人建筑界的发展现状。

　　轻舟与万重山
　　测量中国当代建筑宽度的两种方法
　　新世纪揭幕十年，中国当代建筑的表现风风火火。
　　时光回溯，以2008年北京奥运为首的建筑风光登场，鸟巢、水立方、首都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或者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都是令人屏息侧目的国际大师作品。但在众声喧哗、烟花不断的过程里，真实的中国当代建筑，也以惊人的速度与气势，质与量双作发展，值得努力拨开境外大师的云雾，直接透看真实的景况。
　　但究竟要从哪个时间点与位置，来开始阅读中国的当代建筑呢？
　　若依照北京评论家史建的说法，中国的当代建筑可以以1993年张永和设立“非常建筑”工作室，宣布脱离设计院等大型国家操控系统，以个人声张为中心的新模式，作为阅读分水岭；而张永和1996年在北京完成的“席殊书屋”，则可视为这路线的出发基石。同时在这划时代的动作后，个人的、实验性的、另类的甚至批判性的建筑作品，开始纷纷出现，标志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建筑的初貌与特质。
　　看似同流一致的发展方向，其实也暗藏一些分歧变化。首先是对这条被称作“实验建筑”的道路，是否已经产生质变的怀疑与辩论。史建2008年接受采访时，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去年年底，在第二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期间，《南方都市报》曾组织过一次论坛，题为‘中国当代实验建筑与反思’，主持者即当年实验建筑的力推者王明贤。与会的不仅有当年的实验建筑师王澍、刘家琨和汤桦，还有后起的马清运、朱锫、刘晓都、王昀和更年轻的马岩松，可谓济济一堂。论坛所围绕讨论的是‘中国实验建筑’的问题与危机，我却提出了‘实验建筑终结论’，认为实验建筑在80-90年代，所面对的语境和问题已不存在，当年边缘状态的实验建筑师，多已位居业界主流位置，而社会对所谓‘另类’设计，不仅不再排斥，反而具有超级消费能力。”
　　“实验建筑面对的问题已被瞬间置换，实验性建筑师曾经标榜的前卫姿态，亦被迫转换为文化上的退守。如果我们在当下的语境中，将当年的实验性建筑，看作是另类于国家主义设计模式，探索现代建筑语言，以及对建筑质量的持守，那么它在当下已经裂变为‘本土建筑’、‘学院建筑’和‘表演性建筑’三个走向。”
　　“我所说的表演性建筑，不仅仅是商业策略使然，更多的是主流时尚媒体促动的结果，我并没有否定或讽刺具有这一倾向的建筑师。在深圳的那次论坛上，我曾经概括过：具有表演性建筑设计倾向的建筑师，往往关注和积极融入设计类展览，是跨界设计的实践者。同时，他们对作品和自身的刻意包装，也满足了大众对建筑设计这一领域的‘浪漫想象’。”
　　“有很多建筑师及其作品，都在某些方面具有表演性倾向，大多数都徒具其表，还有的则在绚丽惊悚的衣钵后，暗藏着批判的利刃，库哈斯是后者；前者为大众媒体所消费，后者则‘操纵’大众媒体。”1
　　史建在这里提出了对中国当代建筑位置点的某种质疑，也对所谓“实验性建筑”的质变，尤其在面对商业权力与媒体时代的挑战时，提出忠言逆耳的警告。他所说实验性建筑的三条“退守”与“裂变”路线，虽是一种现象描述，同时也是一种理念上的批判。除了已说明的“表演性建筑”，另两条路线中，“学院建筑”指的是选择回避时代冲撞，寄居学院的避世建筑师；而所谓的“本土建筑”，则是说所谓实验建筑的健将们，在不断涉入现实，以及与全球大环境做互动后，对自己扮演的角色产生出自我的质疑，因而有了路线上的调整与转换，基本上变得更贴靠向文化或社会现实的方向。
　　关于这个议题，史建在他所主导的《新观察》论坛做了3次关于“实验建筑与当代建筑”的讨论。先是邀请评论家4人做铺陈，再来是建筑师4人的回复，再由评论家回应；战线多次交锋，观点各表，矛盾争议点因此浮露。
　　议论中，首先是张永和“非常建筑”的正式成立，可以作为所谓的“实验建筑”燎原烽火台的第一发革命讯号弹吗？而这波以“实验建筑”为名的现象，真的确立了在中国当代建筑的历史位置吗？以及，此一现象（或运动）是否真如史建宣称的“已经终结”了呢？
　　在我受邀的文章中，我个人同意“非常建筑”的设立，以及“席殊书屋”的现身，可以明确作为20世纪这一整波建筑现象的标志点。所以如此，当然牵涉到张永和当时进入中国建筑界的瞩目位置性，和他在操作建筑与选择斗争目标的明确性，以及更重要的是，这之后某种类似建筑路线的风起云涌，其整体影响不可小觑。虽然尔后十余年政经大环境迅速变化，后起者也各自响应做了修正，显现了百家争鸣的分歧性，但以“非常建筑”与“席殊书屋”为首的初试号角声，基本上还是奠定了这一波段的整体路线与调性。
　　只是，是否当以“实验建筑”为名，我并不完全确定。因为“实验”这名称过于笼统，也有过强的理性与进步思维（甚至已然具有某种不负责任作为的揶揄意涵），无法精确叙述这波现象的本质意义。于我，这反而更像是中国现代建筑历程里，到目前为止最彻底的一次“启蒙运动”（The Enlightment）。就如在《新观察》论坛里，王昀所叙述的共3次现代建筑接轨尝试2（也都算是中国现代建筑的实验吧！），基本上并没有真正衔接上“现代主义”的核心价值。依王昀看还只是在复辟的布杂体系里打转，并不算有真正起步，而这一说法，也间接回应了朱剑飞所提中国现代建筑谱系亟待整理的迫切事实3。
　　那么，就以“启蒙运动”来做譬喻试试吧！
　　引一段“维基百科”的说法作为参照：“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将自己视为大无畏的文化先锋，并且认为启蒙运动的目的，是引导世界走出充满传统教义、非理性、盲目信念以及专制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黑暗时期）。”
　　基本上，我觉得这与张永和出发时的旨意接近，他主要斗争的对象是理念上的“黑暗时期”，也就是那个“充满着传统教义、非理性、盲目信念以及专制的一个时期”，出征时的色彩不但浪漫，也具有理想性格，完全符合王辉以追悼语气所说的“浪漫但也充满牺牲的骑士时代”4精神。
　　这种可追悼的所谓骑士精神，代表者当然是唐·吉诃德与大风车的故事（而其信念的出发处是大量阅读的“骑士小说”，与因之而生的某种自我憧憬与想象）。若引张永和做譬喻，彼时出发想挑战的大风车为何，应是清楚迫目也人尽皆知，响应力道则主要放在对这价值系统的颠覆，尤其在求取“质变”上。因此，“席殊书屋”这么个仅仅芝麻大的作品，完全可因其思考位置点的正确，成功地在“质变”上造成时代冲击，也因此得受彰显。

　　……

导言：混沌

大陆篇
轻舟与万重山――测量中国当代建筑宽度的两种方法
●刘家琨 兀自放光的一口井
●王澍 一片土地的重重繁花
●朱锫 玻璃窗上的槐树影
●都市实践 练家子下山行道
●张雷　 一屋如方舟
●王昀　 漫游者的城市
●童明　 雪后独舟赏西湖
●陈旭东　　莫干山50号的风景
●祝晓峰　　城市自有山水秀
●标准营造　大隐，隐于城

台湾篇
单向与迂回――台湾战后建筑的发展简述
●谢英俊 　以社会性的介入质疑现代建筑的方向
●谢英俊 　 何处是客家――谢英俊的客家建筑
●邱文杰 　 搜神记：新故乡小区见学中心附属建筑
●黄声远 声远音嘹亮――现代建筑的常民与小区辩证
●黄声远 昨夜疑是松动我
●廖伟立 　 救恩堂的光影记事
●陈冠华 野渡无人舟自横――花东小住宅系列
●Marco Casagrande　　我与马可的对话

对话
游园不惊梦――谈张永和的《作文本》 阮庆岳
建筑的作为在建筑之外 史建／朱锫／阮庆岳
如何现代，怎样建筑 王路／史建／朱涛／黄声远／阮庆岳
黄河流域以及那以外的 陈家毅／阮庆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