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报务员
　　我生于上海，1950年在民立中学读高二时，响应国家号召，报名参加军干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1年1月5日批准入伍，分配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三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报务，5天后随部队赴南京。
　　1952年秋，我随同二十多位同学，分配至第24军，我和其他三位同学留在军部，其余的同学分到各师部和团部。然后，随中国人民志愿军24军赴朝参战。24军是一支英雄的部队，解放战争中打孟良崮战役的主攻部队。
　　入朝前，24军军部驻扎在上海松江县，在这一个多月里，天天练习紧急集合、打背包、打绑腿、急行军。同志们都不怕累，不叫苦，积极备战，情绪高涨。后奉命从松江出发，经过几个昼夜的长途行军，到达沈阳转向东一路经丹东（对岸是新义州），一路经辑安（对岸是新安州）入朝。
　　我住在东北辑安，美军飞机天天轰炸鸭绿江大桥，快到我国的边境。入朝后千里行军，一路上如遇美军飞机，我们都是把棉大衣反穿成白色，匍匐在地上和周边的白雪形成一色，以利伪装。途中经过临时坑道，非常潮湿，就铺一块油布休息，虽然脚上都起了泡，有时还出了血，但是同志间总是相互鼓励，坚持、坚持、再坚持，谁也不愿意上汽车，女同志也一样，把困难给自己，把方便给别人。最后，我军到达朝鲜的沙里流道德洞一带。
　　在朝鲜战争中的解放军汽车司机，他们的技术和胆量可真了不起。他们都是晚上开车，不能开车灯，在崎岖的山路上盘旋，总是把人员和军用物资安全地送到目的地。
　　我在无线电台工作，很繁忙，加队长一起共三个报务人员。作为一名报务员，手指、手腕要非常灵活，“快手”发报速度每分钟要在110个符号以上，抄报时思想要高度集中，每分钟130个符号以上都要抄对，经过电台实际工作锻炼，要在天气恶劣、强干扰情况下，能收到微弱的信号。我们入朝时，用的是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5W收发报机，可想而知，当时的设备是多么的落后。电台是24小时昼夜不停地工作，对上越两级是志愿军总部、兵团部，对下是师部、团部。收发电报数量很多，如平均每天收发十几份电报计（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统计），一年一个电台就要发五千份左右的电报，要做到电报都能发出去，收报都准确无误。发报时，手摇发电机加了负载，特别重，摇机员摇得浑身大汗。有一位老摇机班长，年纪已很大，摇得也吃力，我有空时，就帮他们摇手摇发电机，一方面帮助别人缓一口气，同时也锻炼自己。有时候在摄氏零下20度，深夜收到电报后，和电台的通讯员，翻过小山头送到译电员处，整个送报过程中要胆大心细，才能很好完成任务。
　　有一次，美军轰炸我们的部队，我们的电台队长，是一位抗日战争的老干部，非常有战斗经验，带领整个电台人员和设备，往山顶上跑，躲在一大片大松树下面。美军的飞机不能俯冲，就用飞机上的机枪乱扫一阵，哒、哒、哒，最近的距我们仅一米半，但是我们的机器设备完好无损。可惜，我们的机要组译电员是往坑道方向跑，被敌机机枪和火焰弹封锁了坑道口，其中一名译电员受伤，一名译电员牺牲。他叫小范，牺牲时年仅18岁。
　　我军接替二野15军（15军是胜利打完上甘岭战役的部队），驻扎在五圣山平康地区，进行夏季反击战。友邻部队是23军、46军、40军等部队。正面的敌人是美2师和美3师，李承晚的首都师，我志愿军准备了大量的炮火，晚上以密集的炮火射向敌军阵地。每天晚上都能看见对方阵地上一片火海。一直打到夏季反击战胜利，打垮了李承晚的首都师，俘获了首都师的副师长等高级军官，并且将停战分界线向三八线以南推进了一大步，逼使美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1953年7月27日晚上，我们都集合到军部大礼堂，首长宣布停战协定于当晚24时生效。正在宣读时，美军的飞机还在上空盘旋，当然没有捞到什么，无功而返。24时，停战协议生效，灯火管制解除，立即漫山遍野灯火通明，有的欢呼、有的歌唱，欢庆胜利。
　　停战后，因阵地转移，我率领一部电台，跟随当时的陈仁洪副军长（后来任济南军区政委）打前站。有一天晚上天气非常恶劣，电台发射功率小，干扰大，一时联系不上所需电台，首长心里很着急。其实，我心里也非常着急，但是，我只能耐心、细致地排除干扰，经过二十多分钟的努力，终于联络上电台，收发了电报，做到上下前后通信畅通，圆满地完成任务。
　　停战后，我们帮助朝鲜人民种粮，帮他们重建家园。
　　在战争中，同志之间都是诚恳相待、真心相帮，非常团结，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打赢这场战争。经过战争的磨炼，在我思想上形成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我们的军队。
　　在入朝参战期间，我获得24军后勤部的通令嘉奖。
　　1955年我军奉命回国，我们途经鸭绿江大桥时，情不自禁地高唱《歌唱祖国》：“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进人丹东市时，锣鼓震天，受到丹东市人民热烈的夹道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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