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大革命失败后予以刊载，表明共产党人开始对阶级性的重视。一声将列宁文章的标题译为《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将应译为“出版物”的一律译为“文学”，使得“党的文学”观念得以泛滥，这本身是一个重大的失误。然而，值得反思的是，为何会出现这一重大失误。这不是简单的翻译水平的问题。如果说一声的翻译水平不高，可是后来的十几位译者中不乏精通俄语的高手，不可能不发现问题（确实戈宝权在1940年代曾经指出以往译文的许多错误），但却无一改正。这说明问题的产生还有更深的根源。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历经器物、制度、思想几个阶段。正是由于现实制度变革经历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一系列的挫败，再加上军阀列强连年混战，才导致大批谋求变革的仁人志士投身到思想文化界。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文学”被赋予了超乎寻常的意义与功能。这里面既有“文章经国之大业”的传统意识，也有“新民”、启蒙的现代观念。从“为人生”到“为革命”，文学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大，对文学的希冀与要求也越来越苛严。因此，将列宁的文章译为“党的文学”，而不是“党的出版物”，翻译词语的选择体现的是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必然逻辑。这一翻译同时又反作用于中国现代文学，使得文学的阶级性被凸显出来。这种隐含的偏重导致对文学其他特性的忽视，在以后的译文中被延续放大。这也是译者所始料未及的。
1930年2月10日，《拓荒者》第1卷第2期发表成文英（冯雪峰）翻译的《论新兴的文学》。这是根据冈泽秀虎的日译文转译的，也是节译，原文开头四段和最后一段未译（《论新兴的文学》这篇文章被作为附录收入同年年底大江书铺出版的，冈泽秀虎所著陈雪帆（即陈望道）翻译的《苏俄文学理论》，改题为《伊里基论新兴文学》）。与一声的译文相比，这个译文的准确性有所提高，如那个德国谚语，译者这样翻译：“‘比较都是跛足的’——德国底俗谚这样说。”或许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报刊检查，文中所有“党的”一词都被翻译为“集团底”，因为在下一期的《编辑室消息》中就已指出“集团”就是“党”的代称。①“党的文学”一段，冯雪峰是这样翻译的：“集团底文学底原理，是怎样的东西呢？这是如此：对于社会的无产阶级，文学底工作不但不应该是个人或集团底利益底手段，并且文学底工作不应该是离无产阶级底一般的任务而独立的个人的工作。不属于集团的文学者走开吧！文学者的超人走开吧！文学底工作，不可不为全部无产阶级底任务底一部分。不可不是由劳动阶级底意识的前卫所运转着的，单一而伟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机械组织底‘一个车轮，一个螺旋，’文学底工作非为组织的，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底活动底一个构成部分不可。”
冯雪峰译文的显著特点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译者对原文的理解相当准确。如正文中关于写作者与党组织的关系，冯雪峰这样翻译：“文学者（无产阶级文学者——译者注）必须加入集团底组织。”在收入年底出版的冈泽秀虎所著《苏俄文学理论》时译文前又有一小段说明：“这文系一九〇五年所写，文中的‘党’都指社会民主党，‘文学’都指普罗列答利亚文学而言。”②两处说明性文字表明，译者冯雪峰清楚意识到列宁文章的历史性和特殊针对性。可惜的是，这一灼见后来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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