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乎成了病毒本身
1885年7月6日，在法国阿尔萨斯，一头疯狗撞倒了一个九岁的小男孩，并对他连咬十四口。狂犬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因为医学界对狂犬病毒尚没有正确的认识。但这个名叫迈斯特的小男孩是幸运的，他被立刻送到巴斯德医生家中，巴斯德连续向迈斯特注射了十三次逐渐增强的稀释病毒，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秘密研制出来的狂犬疫苗，以此方法神奇地救活了小男孩。
巴斯德是最早认识并提取到狂犬病毒的微生物学家，为了证明研制疫苗的有效性，他甚至打算让一条疯狗先咬伤自己；但他也是幸运的，正当他要找疯狗来咬自己时，遇到了送上门来的迈斯特。他的治疗方式在当时尚属违法，一旦失败，后果难以想象。但巴斯德成功了，这一成功直接奠定了免疫学的诞生，是人类在治疗传染病方面的一次迅猛飞跃。
故事并没有结束，十年后，巴斯德死于急发症；又五十五年后，纳粹占领法国，当年的小男孩迈斯特已经是巴斯德研究所看门人。当德国士兵牵引着恶犬，病毒般占领巴斯德研究所并试图进入巴斯德墓地时，迈斯特在家中开枪自杀。
再后来，二十世纪后半叶，出生于捷克的赫鲁伯医生，一位在免疫学界和诗歌界都享有世界声誉的双料牛人，写下一首诗纪念这件事情，并感叹：“只有病毒经得起磨难。”
作为免疫学家，赫鲁伯无疑是最了解病毒的人；作为诗人，他无疑又最了解人性。一个这样的人说：“只有病毒经得起磨难”，是什么意思呢，我有点费解。但是，如果人有一天变成病毒本身，我就觉得好理解多了。
禽流感不是又来了吗？人们好像都很担心，不过我看并没有人真的在乎，谁也阻挡不住中国人骨子里的满不在乎爱谁谁。天气一好，公园里照例挤满了幸福和谐的人民，微博上到处是赞美空气、阳光和风景的照片，尽管这艳阳照得人空虚，春风吹得人伧俗，但没有人想过是否配得上这偶然的好天气。
其实，中国人早就“百毒不侵”，什么SARS，什么禽流感，什么水污染，什么毒牛奶、毒奶粉，什么滥用抗生素，不过浮云耳——中国人可能是人类历史近代以来最耐毒的一个种族。
我们几乎成了病毒本身，尽管我们不乐于承认。我们早就比病毒经得起磨难，只是当面对磨难或者病毒时，我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作为一个人原本应该有的正常反应？
病毒可以杀死一个敏感的人，却对麻木的人无能为力。
你愿意做一个敏感的人，时有病痛时有伤怀时有愤怒时有不平，还是愿意做一个麻木的人，因为失去痛感神经可以经受任何磨难而不自觉，无欢亦无忧，不冷也不热地过活？
一个抽烟等车的人
这是几年前的事了，只要我在等车，就会想起闵子骞路与山大北路交叉口，37路车站牌下，我曾经遇见的，一个和我一样等车的人。
他的头发虽已开始凋零，脊背也正在弯曲，可他的老婆很年轻，健壮，又有风韵。他的女儿也不大，小手臂还攥在他的手心里。他们一家人，和电线杆站在一起。我与他们隔着这根电线杆。
37路迟迟不来。“等车就是这样，三等不来，四等也不来。可是我有一个办法能让车快点来。”他突然对我说。
“现在你可以试着抽一支烟，你一抽烟，车就会来了。”
他掏出一支烟，我也掏出自己的烟。他给自己点火的时候，我的烟也已经点燃了。
我们一起从鼻孔里喷出第一口烟。
果然，37路车凶猛地跑来了，就像一个应验的咒语。
我扔掉香烟，跑上汽车。他的老婆和女儿也上去，只有他依然站在电线杆旁边。他朝车里摆摆手，怎么也不肯上。
“妈的，等车就是这样，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好不容易抽一支烟的时候，它反倒跑来了。这么好的一支烟，才抽了没一口，这不是祸害我吗？我就是不上。怎么着也得先将这支烟抽完再说。你们走吧，我等下一班。”
汽车凶猛地跑远了，电线杆下面只撇下他佝偻的身影。
这么多年过去，我还一直是等车上下班。几乎每次等车不来，我都会一边抽烟，一边想起他，一个有趣的抽烟者。
李小龙：作为神的三十五年
李小龙逝世三十五周年了，这三十五年发生了很多事，但和他有关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作为一个神，他已经三十五岁了。不过，自从我知道李小龙以来，就对他甚少有好感。这可能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袒胸露肌、耍腿弄拳的人。看他的影片，总感觉他就是一个格斗动物，总是能把洋人打倒在地，还时不时发出阵阵怪叫。那动作我并不以为美观，那嚎叫我也并不以为悦耳。
在我的印象中，李小龙作为一个神，在中国人眼中和在中国以外的人眼中是很不一样的。李小龙用他的功夫征服了世界，成为一个不世出的武术大师而在全世界拥有众多的“龙迷”，而在中国人眼里，李小龙除了功夫之外，似乎又多了一重“民族英雄”的形象。他在电影里对洋人的拳打脚踢，和以此所赢得的全世界的声誉，都被当作这个英雄业绩的一部分，被人津津乐道。李小龙在那个时代的确满足了中国人一种心理上的需要，从这些画面的臆想中得到一些“复仇”的快感、满足甚至早已失落的尊严。即使到现在，这样一种附着在李小龙身上的情绪你也很难说已不存在。而这也正是我不喜欢他的一个潜在因素。尊严不应从这种暴力（即使是虚幻的暴力）中得到满足；当然，你也可以把这理解为另一种民族自尊心。
李小龙以一个武术家的身份为人们所纪念，他的成功却很难说仅仅因为一身绝技。如果没有好莱坞在全世界的推销能力，很难想象会有现在的这个依然活着的李小龙。他难道不是众多好莱坞奇迹中的一个吗？难道不是西方话语权下的一个神话吗？如果没有西方世界对他的推崇，你能想象李小龙现在的面目吗？
他的被神化，更因为其离奇的死亡，以及他儿子近乎“父子同命”的悲惨结局，而变本加厉。越是扑朔迷离的结局，越容易成就这个神话本身，并让这神话更加弥久不衰。像庙里的菩萨一样，每年都能被不断地重塑金身、描眉画眼。不得不说，这阻碍了我对他好感，和进一步的认识。直到偶然读到林燕妮回忆成名之前李小龙的文章，才突然发现一个让我顿生认同和好感的李小龙。
林燕妮以李小龙“大嫂”的身份，以“耶稣在他的故乡永远是个木匠”的态度，回忆了年轻时代的李小龙。虽然文章中没有明确提醒，仍然可以看到，在美国长大的，这个叫做Bruce的年轻人，在其强大的身形后面其实也有着不为人知的自卑和心病。文中提到，李小龙生理上的一个欠缺，是只有一个睾丸，他一度以为自己不会使女人怀孕；还提到他十几岁在香港做童星时，就被当时一个女明星诱夺童贞；以及他强烈的成名欲和孤独感，他说：“有时我会半夜醒来，坐在床上大哭一顿。”
我们虽然不能以此就想当然地认为李小龙之所以疯狂地迷恋功夫，并给人塑造一个“强大”的“硬汉”形象，是要弥补这些年轻时代的残伤，但是，能从一个亲近的人口中得到他另一面的真实，却能有助于消弭我心中李小龙强硬到有些乖戾甚至变态的想象。
相对于袒胸露肌、嗷嗷怪叫的李小龙，我更喜欢那个喜欢阅读尼采与海明威，失恋时写诗，独处时沉思的李小龙，我愿意为这样一个李小龙付出自己的好感。
“随着时间的流逝，英雄人物也和普通人一样会死去，会慢慢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而我们还活着。我们不得不去领悟自我，发现自我，表达自我。”这是李小龙曾经说过的话，很像一段伟大人物的临终遗言。如果全世界的龙迷，能够领悟这句话，那倒真算是没有白白崇拜李小龙一场。
以“病”为马
有一种病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说一个人如果被一个罪犯长期绑架，最终会爱上罪犯，协助其犯罪；如果一群人被某个集团控制越久，尽管这个集团明明是在利用甚至迫害他们，他们仍会顺从和维护这个集团。
久病不仅能成医，病久了也会爱上病，舍不得它好，享受并且沉迷于那种痛。病人会在与疾病的痴缠中放任甚至放逐自己。他们巴不得医生能开一个“不治之症”的医学证明，这样就可以在疾病的掩护下，以“病”为马，为所欲为。
有这样一部电影，主人公因接受了某种抗抑郁症药物的临床试验，以测试它的副作用。当发现有测试者出现暴力倾向时，制药厂及时中止测试。但主人公却认为该药对自己很有效，谎称将药丢弃，暗中却继续服用。不久之后，他果然产生暴力倾向，并且人格也随之突变，原本温柔敦厚诚实善良的人，逐渐变得下流无耻，无恶不作。
当他决定将暗中服药的秘密告诉医生时，医生却告知他，他服用的药物和其他测试者不一样，只是普通的安慰剂，不可能有那些副作用。由此观众便明白，已经被证明的药物“副作用”成为他的一种心理暗示，那些下流无耻的所作所为，都是他在这种暗示下的对“副作用”的模仿。当心中的恶有了一个正当的外在借口时，他便没有办法不去作恶，并且爱上这种恶。
在济南发生过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上世纪七十年代，为支援乡村医疗卫生建设，时兴医疗下乡驻点。有一位在省城医院工作的前辈，为躲避下乡，谎称突患急病，瘫痪在床。那时组织对这类事情的检查很严格，并且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为掩人耳目，杜绝流言，该前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二十四小时不下床的“装病”策略。悲剧的是，正当全家人都认为风声已过，可以下床自由走动时，他竟然真的下不了床了，二十几岁的人从此便开始床上的余生。
还有个朋友，从大学毕业那天起，便拒绝找工作，抵触上班。他声称自己有家族遗传精神病史。上学期间除日常行踪较为诡秘之外，无人察觉他有任何异常。你不知道他是因为有家族病史才抵触上班，还是因为他要用长年不肯上班来证明其确有病史。
装病是病，装傻也是病。如果有人敢于证明自己是个傻瓜，他便可以像个傻瓜那样存在下去。但如果有人要让人相信他不是傻瓜，那就要费些力气。所以有病的人总是值得同情，没病的人总是活该。
在人生的大多数时间里，你不得不常常和那些以“病”为马的人行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当他们将借口、遁词、从别人处取得的宽容与谅解、客观环境的不追究不谴责以及“自欺欺人”等等盛装披挂在身的时候，你不得不为自己的“岂曰无衣”感到羞愧，就像桑丘面对疯狂的堂吉诃德，天真儿童遇见皇帝的新衣。
内省癖是一种无趣的病
中国是个讲究美德的国度，中国人有许多无用的美德。
比如中国人讲究“吾日三省吾身”，说你每天没事的时候都要反省一下自己啊，今天什么事情做得不好了，什么话又说得不对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又讲“反求诸己”，事情搞砸了，要多想想是不是自己的原因，不能怪别人，怪就怪自己，要“引咎自责”，要“反躬自问”，要“闭门思过”，总之最后得出一个“都怪我都怪我”的结论就对了。
有人会说，如今哪还有这种“都怪我都怪我”的人啊，触目不都是那种“都怪你都怪你”型的？人人身上都长着芒刺，半句话不中听那刺儿不知从哪儿就冒出来扎人，哪还有什么“三省吾身”、“反求诸己”，要真那样这个社会还用得着天天讲“和谐”么？
我得承认，如今的确是一个更崇尚“野蛮生长”的社会，用尽手段巧取豪夺，尽最大可能占有资源为己所用，先把自己喂饱喂大了再说，至于别人怎么着，有没有侵占别人的利益，有没有挤压别人的发展空间，那是没工夫去关心的。但我恰恰要说的是，正是因为有太多人内省成癖，自我收缩，才给了别人“野蛮生长”的机会。
理性的自省是一种主动防御，失去边界的自省不惟是被动，恐怕都有割地赔偿、卖国求荣的意思了。后者在职业生涯上来说，是乱了阵脚，而在个体的自我建构上，则变成了对自身价值的抹杀。那些职场上的失意人，生活中面容晦暗、委曲求全、隐忍不发的小人物，于是就越发地谨小慎微起来，将自我的边界无限收缩，谁都可以来踩几脚。
严厉的自省癖患者，往往把自己想象为圣徒，怀着赎罪与消业的使命，拷问内心，努力鞭打出自己皮袍下面的“小”来。这种道德的强迫症非但不会让人快乐，反而会使人压抑，无趣，难以接近。自省本身已经是一种很低的生活姿态了；越是低到尘埃里的人，往往越有一种自我完善的偏执，格局越小，越愿意精雕细琢，最终变成一件精致而无用的小摆件，去装饰别人的世界——恐怕再没有比这更无趣的人生了吧。
自省作为人自我完善的必要步骤，一种修为，是没有错的，但自省也需要注意别踏入误区。
首先，自省要有边界。无边无际的自省是灾难，将事情不分外在环境和内在局限、大包大揽地自省和自责，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其他怀有善意的人们。
其次，自省不应放弃对外界的探索和占有。没有对外在的强烈好奇和赞美，再深刻的自省都是虚妄，都掩盖不住内心的荒芜。
最后，自省不过是一种反思和梳理的方法，切勿将方法变成目的。自省一旦成为目的，为自省而自省，那就是一种自恋，极有可能走向自我神圣化的不归路——中国有太多这种妄图“内圣外王”的怂包式妄想狂。
罗素有一个忠告：一个人感兴趣的事情越多，快乐的机会也越多，而受命运摆布的可能性便愈少，因为他若不能享受某一种快乐，还可享受另一种。我们都有内省癖的倾向，眼前无数有趣的事物不去欣赏，目光投向一无所有的内心；可是切勿以为，在内省癖的不快乐里有什么伟大之处。
青春是一种恶趣味
青春是充满嫉妒、猜疑、仇恨、尴尬和不堪的。青春是生命到达一个阶段之后各种痛苦矛盾的聚合裂变和大爆炸。
青春是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次内分泌，弄不好就会失调：一次失调，贻误终生，就算后半生喝再多心灵鸡汤、打再多次金山夜话都弥补不回来。
它是一次性的、不可逆的，是每个人都会生的一场病。
青春是有高下之分、有优劣之别的，青春是有阶级属性、有长短不同的，青春是有成败的，青春无悔的面具之下是别有幽愁暗恨生的。
青春是不公平的。每个人的青春若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它终将会消失。要说公平，大概也只有这一点最公平。但在逝去之后，凡是值得回味的青春都是五彩斑斓、光彩夺目的；如果浑浑噩噩、毫无亮点，或者一念之差天堂入地狱的，那还要回味吗？恨不能一切归零，回炉再造，人生重启。所以到头来仍旧不公平。
所以青春并不值得珍惜，就算你再珍惜，失去之后还是会后悔莫及；青春也没有什么可挥霍的，就算你再挥霍，也不过是有限的力比多。青春并不太值得去过，那不过是一段时间而已，和少年中年老年的时间能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时空无限人生有尽，当我们看到天狼星时，已觉太阳渺小到无以复加，而在天狼星之上，又不知道有多么巨大的天体。人生如此短暂渺小，青春又有什么重要？
但青春仍旧是值得悔恨的，青春总是别人的好，自己的永远乏善可陈。青春的躁动，无非是因为生活在别处，因为太关注自我而又在肉体里将自我驱逐。无论是旅行、看书、看电影、听音乐，还是恋爱、跳槽、出国、易容甚至变性，都不过是为了驱逐自我，接纳别人，以为从此功德圆满佛光普照；但当韶光逝去，还是这样地不满足，那样地有缺憾，既不爱自己，也得不到别人的爱。怎样硬塞进自己躯壳的东西，还要怎样再原原本本倾倒出来。而原本的自我呢？在爪哇国，在火星，还是就在自己身后却没有勇气反身去看？
所以我喜欢日本人对待青春的态度。看到樱花烂漫大好春光，万物勃发时代奋进，一切欣欣向荣，区区自己又何足道哉，何不在此年华一死了之？青春是一个瞬间的极致之美，而深植于日本人潜意识中“物哀”的审美观和生死观在此重合；青春期的自杀现象与其说是因为人生的苦闷，不如说是一种人生的乐趣。川端康成七十三岁时仍然选择自杀，并非因为对老去的绝望，而是对漫长青春的厌倦。
这个世界上最吊诡的事情恰恰在于，没有青春的人总在追忆青春，青春黯淡中年发福的人又企图虚构青春，为它涂脂抹粉、添油加醋，加上各种滤镜——这可怜的自恋和自卑，到底是如何支撑起他们空虚却又坚硬的躯壳的呢？
有人说怀念青春是一种恶趣味。我要说的是：青春本身就是一种恶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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