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马克思在道义上反对英国对中国的侵略，但他把中国比喻为“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而把帝国的入侵想象成“新鲜空气”，还是不经意间流露出在东西方关系问题上，他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欧洲“现代化”论者。而正是出于对“现代化”（“革命”也是“现代化”的另一种形态）的迷信，使得“时间”取代了“空间”成为现代历史叙述中毋庸置疑的前提。不过，近年来这一前提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约翰尼斯·费边在《时间与非我》一书中，就从“人类学如何构建其对象”的角度对这种时间观和历史观提出了挑战。他指出，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时间的进化论式的构想上，这种对时间的构想把“非我”（也即“非西方”）事先放在历史长河的“原始”那一端，以确立现代“我类”（也即“西方”）这一端文明之优越。这就是所谓“时间的空间化”，把那些距离“西方”（“我类”）较为遥远的“非西方”（非我）社会，认定为在文化、心智和社会组织上都处于较为原始的阶段，它们需要欧洲文明的帮助，才有可能进步到更为现代的阶段。正如费边所言，“在西方思想中，‘原始’本质上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范畴，而不是一个思考的对象”。体现在现代民族志中，即“西方”人类学家习惯性地把“非西方”对象排斥在现时的历史时刻之外。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共时性”的空间脱节，使得“非西方”的现实只有在被看作是“西方”的过去，才获得理解的可能和存在的意义。
用“时间的空间化”来否认“非西方”与“西方”之间空间的共时性联系，不仅正面阻止了西方人类学对其自身学术政治和知识历史的质疑，而且相当巧妙地在社会理论的层面把“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历史性联系，由“空间的掠夺”转化为“时间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合法化了“西方”对“非西方”的殖民侵略。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讨论“现代殖民理论”时就指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家作为“资本的献媚者”在宗主国有意把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说成是同一的”，而在殖民地，他则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为了资本的利益，“他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一旦殖民地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解释为原始的、落后的和不能独立发展的，而与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的和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立，它就必须通过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劳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从功能上建立起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联，而殖民地的“发展”就被定义为一个消灭和改造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过程。譬如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它的历史意义在很长时间里就是被这样的“发展”所定位的，正如斯皮瓦克指出的：“印度卷入到殖民主义中来，这通常被界定为从半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奴役的一个变化。这种变化是按照生产方式的宏伟叙事来定义的，而且通过令人不安的暗示，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一叙事中定义的。与此同时，这一变化还被视为被殖民者获得政治意义的开端。殖民主体是从一批本土精英那里浮现出来的，他们通常被松散地描述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论述则着眼于资本主义如何在殖民地创造出自己的历史条件，他虽然把殖民主义当作一种必要的“罪恶”，认为它野蛮却有效地把“非西方”带入到由西方规划的“现代”历史过程之中，但对政治经济学家“向资本献媚”的批评也显示出马克思对西方理论生产与殖民扩张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刻把握。从而突破了“时间”的限制，描绘出资本主义强烈的“空间”欲望：“一方面资本必须竭力打破每个空间障碍去交往，也就是说去交换，为开拓市场而征服全球；同时另一方面，资本又必须努力消除这个带时间性的空间，也就是说要把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所耗费的运动时间最小化……这就出现了资本的世界性倾向，这使之与以前任何时期的生产区别开来。”
P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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