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书
王蒙
我为什么在1963年的时候选择去新疆，就是因为在北京待着，我就感觉已经让你没法再写任何的东西。我觉得新疆还可以有一些不受影响的话题去写，比如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边疆、民族团结还有宗教信徒的生活状况，现在证明这些话题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更突出了，更需要有这一类的作品出现。你比如我在《这边风景》中写到1962年的边民外逃事件，在之前是大面积的饥饿问题，碰这个话题又有它极大的敏感性，非常的麻烦，非常的复杂。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政治问题，比如“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对发展生产力没有一点好处，这一点历史已经总结了。人民公社一解散，一搞包产到户，农民就吃饱肚子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人民公社的产生，出现人民公社这个念头并非偶然，类似的想法从古就有，在中国有过井田制，国外有过公社的想法。我在爱荷华的时候，那个地方旁边有个什么公社，是一批德裔人士希望过一种相对比较强调公平的，共同富裕、共同贫穷的生活。中国的留学生都喜欢到那里晚一点吃早饭，拼命地吃，因为收的钱有限，可以吃得非常饱，吃完这一顿晚上再喝点粥就打发了，因为中国人没钱。
“人民公社”和人类的某些理想有关系，和空想社会主义有关系，和农业社会主义有关系，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是有它的魅力和可爱之处的，例如一群姑娘唱着歌上工，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场面了，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要为人民公社召魂。我这里并没有回避人民公社和生活，但是相对来说，伊犁不是特别困难。伊犁曾经在1965年有几个月实现了不要粮票的制度，买馕不要粮票，这是当时中国我知道的唯一的一个城市。兰州有一个孤儿院，在1960年的饥饿当中，孤儿院的孩子快要饿死了，就干脆整个全部迁到伊宁市。
那时候在人民公社里，大家一块唱着歌，整个劳动的积极性并不高，但是有时候劳动起来又在一块，互相比一比，而且还有面子的问题，都是最壮的劳动力，你要是比别人低就会受到嘲笑。《社员都是向阳花》，我还记得在伊犁照过一张照片，王山的妈妈抱着王山，阳光都照在脸上，我一看这照片，就认为王山和他妈都是社员都是向阳花。别人也许会说你那时候怎么会有那样的思想，你应该写社员都吃不饱，社员都是大傻瓜，对不起，我不是这种想法，唱社员都是向阳花，忆旧它不一定是政治性的，忆旧首先是对生命的温习。
另外，人民公社有一批干部，这批干部当时是被愚公移山、白求恩等等国家话语笼罩了，他们非常可爱，只有选择了敌视态度的人才认为全体农村干部都是坏蛋。有时候真是让你哭笑不得。“文革”开始以后，伊犁一个大队抓到一个偷麦子的，他不是本地人，民兵就把他送到大队来了，我也在，就审讯这个人，你受谁的思想影响，跑到这里来偷麦子？他说是“刘少奇”，他受刘少奇的影响来偷麦子，这是“国家话语”的泛滥。
有时我想，我们对“文革”进行否定，进行批判，这点我和大家的看法没有区别，但是其间生活仍然没有停止，仍然有吃喝拉撒睡，有爱情，西瓜仍然是甜的，有唱歌的。到现在为止，五十多年了，我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文革”刚开始，我到伊犁市党校一个教授家里作客，他叫一个朋友来陪我，这个朋友是苏联反修医院的内科主任，他进门的时候鬼鬼祟祟，我觉得很奇怪。坐下来以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瓶子，原来是药用酒精。我说药用酒精不能喝，他说我喝了两年了，没有问题，他兑了水。我被他劝说一起喝兑水的酒精，喝了一会儿酒精之后，他忽然一拍桌子，说你知道王蒙是什么人吗，教授说我知道，他是一个写作的人。医生说他不是等闲人物，他是斯大林文学奖金的获得者。我一下子就蒙了，我在那种处境下，“文革”当中，我靠边站了，处境不好，我说我没有获得斯大林奖金。他说不要怕，怕什么，获了就获了！我说获得过斯大林奖金的是丁玲。他说丁玲是谁？我说还有周立波，他说周立波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王蒙！反正不是斯大林奖金，就是列宁奖金。我觉得他是傻了，疯了，我不能再跟他辩论了。他然后又说，王蒙不但获得了斯大林奖金，而且在克里姆林宫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我就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和新疆的老朋友说了，他们说，这就是想像力，这就是激情，这就是维吾尔人。这个很有生活，生活你堵不住，你堵不死的。就算在“文革”中，仍然充满着稀奇古怪，仍然充满着各种感情。我就觉得，所谓政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也有人很简单地否定它，说你这个跟人民公社没有那么大的关系。还有人用米兰·昆德拉，至少是帕斯杰尔纳克做一个标准，觉得你怎么写的作品是这样的，怎么不是充满了痛苦、郁闷、自杀、忧郁、无奈、悲哀、控诉……？
我去日本，日本记者就问我，他说你没有写到人民之间的矛盾。其实《这边风景》里面还是写到了矛盾，甚至我写到了汉族和维族之间为养猪而闹的事。实际上我在政治上的选择，我没有要求中国或者像俄国一样回到东正教，至少是回到孔教，我没有这个想法。相反，我是从小自觉自愿地，我不是被解放的，而是自己自觉加入共产党，要推翻旧社会。这事也怪，中国就没有出索尔仁尼琴这种人物，中国历史也非常怪，苏联的时候最革命的人也都跑了，因为你再革命也没有高尔基的革命，高尔基都吓跑了，他看到布尔什维克拿着枪砸，暴徒。可是中国不是这样子的，我写的在政治上确实是处于高压的情况之下，是完全应该加以否定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但是我抱着的希望是仍然会有积极的力量，能够使我们渡过难关的。
我记忆力再好也开始忘记了，包括《这边风景》里面有些维吾尔的词我已经完全忘掉了，我就找了一些笔记来校正。维语“大儿子”我记得，可是“小儿子”我忘了，我还专门打电话给艾克拜尔米吉提问，他说是。还有一些里面很深的东西，比如说对维族人来说酒本来不应该喝，但是他们管这个酒叫“泽姆泽姆水”，几乎新疆喝酒的人都知道。那时我写得非常老实，后来写的东西就天马行空多了，它就是某方面的限制变成了某方面的成就，某方面的成就又变成了某方面的限制。
很奇怪，中国在这么多年当中，没有出现帕斯杰尔纳克，没有出现米兰·昆德拉，没有出现索尔仁尼琴，和欧洲的背景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胡乔木先生当年讲，作为中国革命的文化准备和文化基础，比俄国更成熟。所以中国党内的斗争是什么性质，到底有什么特点？例如陕北根据地，头一天还说活埋，第二天说没事就没事了。这不是我一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这牵扯到中国的许多政治观念，中国最深的一个政治观念就是把齐家和治国联系起来。我的家在河北，家里的人就有这种特点，如果吵起来的话，简直像仇敌一样，比仇敌还要仇敌，你和家外的人相反没有成那种仇敌。但是如果发生什么情况，这一家人又相互抱在一起痛哭。这就是中国人的感情色彩。1957年“反右”的时候，据说京剧界“反右”批判会非常好，小翠花发言的时候就说“你就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作为文学家究竟怎样描写这种现象？
到2016年就是“文革”半个世纪了。在这里，对1960年代，我留下的不是一部控诉的书，而是一部爱的书。甚至我还可以说，我不管有些人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文艺理论有些什么样的评价，但是我确实践行延安文艺的讲话，而且还真的和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完全不同的地域的农民打成一片，像模像样地在那儿参加了农业劳动，当了副队长，完全混在一起，所以我说我是一个“讲话”的践行者，哪怕是被动的践行者。如果说让我完全自由挑选，也许我不会挑选到新疆伊犁去。但这是一个生活，这是一个命运，命运把我扔到那儿也可以。但是它又没有改变我，重看《这边风景》的时候，我到处看到“王蒙”的痕迹。比如说我写乌尔汗，在《青春万岁》里就有，被认为不够健康，连最初帮助我的周扬也认为我不够健康。我写到女孩年轻时那么美好，那么青春，那么理想，那么活泼，整天跳的是《我们歌唱在五星红旗下》，我们歌唱的是《美丽的春天》，但是她后来嫁人了，只能在家里带孩子，那么迅速地就把一个女孩的青春消灭掉了……“你还跳舞吗？”听到这话，乌尔汗突然就像受到刺激一样，因为她早就不跳舞了，跳舞对她来说早就是上辈子的事了……我还要说，这种感情实际上和《红楼梦》描写贾宝玉的感情是一样的。贾宝玉说为什么女孩年轻的时候那么可爱，结婚以后那么讨人厌，那么龌龊，那么会害人。这是贾宝玉的感觉。
王山不知为什么对伊犁带果园的邮局印象深刻，他甚至匪夷所思地建议把题目改成《带花园的邮局》。这是很有意思的，伊犁很多果园。伊犁机场是带果园的，那一带有一大片果园。飞机场带果园的只有伊犁，你说是不是有些奇怪？
这就是文学，不仅有社会生活，人物纠葛，悲欢离合，还有奇特的我们认为不该有果园的地方的意想不到的美丽的果园。就看你怎么去欣赏啦。
2014。5上海小学
2014中国年度散文天籁之声隐于大山天籁之声隐于大山
铁凝
贾大山是河北省新时期第一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1980年，他在短篇小说《取经》获奖之后到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正在文坛惹人注目。那时还听说日本有个“二贾研究会”，专门研究贾平凹和贾大山的创作。消息是否准确我不曾核实，但已足见贾大山当时的热闹景象。
当时我正在保定地区的一个文学杂志任小说编辑，很自然地想到找贾大山约稿。好像是1981年的早春，我乘长途汽车来到正定县，在他工作的县文化馆见到了他。已近中午，贾大山跟我没说几句话就领我回家吃饭。我没有推辞，尽管我与他并不熟。
我被他领着来到他家，那是一座安静的狭长小院，屋内的家具不多，就像我见过的许多县城里的居民家庭一样，但处处整洁。特别令我感兴趣的是窗前一张做工精巧的半圆形硬木小桌，与四周的粗木桌椅比较很是醒目。论气质，显然它是这群家具中的“精英”。贾大山说他的小说都是在这张桌子上写的，我一面注意这张硬木小桌，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什么出身。贾大山却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家好几代都是贫下中农。然后他就亲自为我操持午饭，烧鸡和油炸馃子都是现成的，他只上灶做了一个菠菜鸡蛋汤。这道汤所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因为大山做汤时程序的严格和那成色的精美。做时，他先将打好的鸡蛋泼人滚开的锅内，再把菠菜撒进锅，待汤稍沸锅即离火。这样菠菜翠绿，蛋花散得地道。至今我还记得他站在炉前打蛋、撒菜时那潇洒、细致的手势。后来他的温和娴静的妻子下班回来了，儿子们也放学回来了。贾大山陪我在里屋用餐，妻儿吃饭却在外屋。这使我忽然想起曾经有人告诉我，贾大山是家中的绝对权威，还告诉我，他的妻儿与这“权威”配合得是如何默契。甚至有人把这默契加些演绎，说贾大山召唤妻儿时就在里屋敲墙，上茶、送烟、添饭都有特定的敲法。我和贾大山在里屋吃饭没有看见他敲墙，似乎还觉出几分缺欠。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贾大山有一个稳定、安宁的家庭，妻子与他同心同德。
那一次我没有组到贾大山的稿子，但这并不妨碍贾大山给我留下的初步印象，这是一个宽厚、善良，又藏有智慧的狡黠和谋略、与乡村有着难以分割的气质的知识分子，他嘴阔眉黑，面若重枣，神情的持重多于活跃。
他的外貌也许无法使你相信他有过特别得宠的少年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他不仅是历选不败的少先队中队长，他的作文永远是课堂上的范文，而且办墙报、演戏他也是不可少的人物。原来他自幼与戏园子为邻，早就在迷恋京剧中的须生了。有一回贾大山说起京剧忍不住站起来很帅地踢了一下腿，脚尖正好踢到鼻梁上，那便是风华少年时的童子功了。他的文学生涯也要追溯到中学时代在地区报纸上发表小说时。如果不是1958年在黑板报上发表了一首寓言诗，很难预料这个多才多艺的男孩子会有怎样的发展。那本是一首慷慨激昂批判右派的小诗，不料一经出现，全校上至校长下至教师却一致认为那是为右派鸣冤叫屈、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寓言。16岁的贾大山蒙了，校长命他在办公室门口的小榆树下反省错误，下了一夜雪，他站了一夜。接着便是无尽的检查、自我批判、挖反动根源等，最后学校以警告处分了结此案。贾大山告诉我，从那时起他便懂得了“敌人”这个概念，用他的话说：“三五个人凑在一块儿一捏鼓你就成了阶级敌人。”
他辉煌的少年时代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因病辍学，自卑，孤独，以及为了生计的劳作，在砖瓦厂的石灰窑上当临时工，直到1964年响应号召作为知青去农村。也许他是打算终生做一名地道的正定农民的，但农民却很快发现了他有配合各种运动的“歪才”。于是贾大山在顶着太阳下地的业余时间里演起了“乐观的悲剧”。在大队俱乐部里他的快板能出口成章：“南风吹，麦子黄，贫下中农收割忙……”后来沿着这个“快板阶梯”他竟然不用下地了，他成为村里的民办教师，接着又成为入党的培养对象。这次贾大山被吓着了--使他受到惊吓的是当时的极“左”路线：入党意味着被反复地、一丝不苟地调查，说不定他十六岁那点陈年旧账也得被翻腾出来。他的自尊与自卑强烈主宰着他不愿被人去翻腾。那时的贾大山一边做着民办教师，一边用他的编写才华编写着那个时代，还编出了“好处”。他曾经很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我是怎么由知识青年变成县文化馆的干部么？就因为我们县的粮食‘过了江’。”
据当时报载，正定县是中国北方第一个粮食“过江”的县。为了庆祝粮食“过江”，县里让贾大山创作大型剧本，他写的剧本参加了全省的会演，于是他被县文化馆“挖”了上来。“所以”，贾大山停顿片刻告诉我：“你可不能说文艺为政治服务不好，我在这上边是沾了大光的。”说这话时他的眼睛超乎寻常的亮，他那两只狭长的眼睛有时会出现这种超常的光亮，那似是一种有重量的光在眼中的流动，这便是人们形容的犀利吧。犀利的目光，严肃的神情使你觉得你是在听一个明白人认真地讲着糊涂话。这个讲着糊涂话的明白人说：“干部们就愿意指挥种树，站在你身边一个劲儿叮嘱：‘注意啊注意啊，要根朝下尖朝上，不要尖朝下根朝上啊！”贾大山的糊涂话讲得庄重透彻而不浮躁，有时你觉得天昏地暗，有时你觉得唯有天昏地暗才是大彻大悟。
1986年秋天我又去了正定，这次不是向大山约稿，是应大山之邀。此时他已是县文化局长--这似乎是我早已料到的，他有被重新发现、重新“挖”的苗头。
正定是河北省著名的古城，千余年来始终是河北重镇之一。曾经，它虽以粮食“过江”而大出过风头，但最为实在的还是它留给当今社会的古代文化。面对城内这“檐牙高啄一钩心斗角”的古建筑群，这禅院寺庙，做一名文化局长也并非易事。局长不是导游，也不是只把解说词背得滚瓜烂熟就能胜任的讲解员，至少你得是一名熟悉古代文化的专家。贾大山自如地做着这专家，他一面在心中完整着使这些祖宗留下的珍贵遗产重放光彩的计划，一面接应各路来宾。即使面对再大的学者，专家贾大山也不会露“怯”，因为他的起点不是只了解那些静穆的砖头瓦块，而是佛家、道家各派的学说和枝蔓。这时我作为贾大山的客人观察着他，感觉他在正定这片古文化的群落里生活得越来越稳当妥帖，举止行动如鱼得水。那些古寺古塔仿佛他的心爱之物般被他摩挲着，而谈到他和那些僧人、主持的交往，你在夏日习习的晚风中进一趟临济寺便能一目了然了，那时十有八九他正与寺内主持焦师傅躺在澄灵塔下谈天说地，或听焦师傅演讲禅宗祖师的“棒喝”。
几年后大山又任县政协副主席。他当局长当得内行、自如，当主席当得庄重、称职。然而他仍旧是个作家，可能还是当代中国文坛唯一只写短篇小说的作家，且对自己的小说篇篇皆能背诵。在和大山的交往中，他给我讲了许多农村和农民的故事，那些故事与他的获奖小说《取经》已有绝大不同。如果说《取经》这篇力作由于受着当时文风的羁绊，或许仍有几分图解政策的痕迹，那么这时贾大山的许多故事你再不会漫不经心地去体味了。虽然他的变化是徐缓的，不动声色的，但他已把目光伸向他所熟悉的底层民众灵魂的深处，于是他的故事便构成了一个贾大山造就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乐观的辛酸，优美的丑陋，诡谲的幽默，愚钝的聪慧，冥顽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温馨……
贾大山讲给我的故事陆续地变成了小说。比如一位穷了多半辈子终于致富的老汉率领家人进京旅游，当从未坐过火车的他发现慢车票比快车票便宜时居然不可思议地惊叹：“慢车坐的时候长，怎么倒便宜？”比如“社教”运动中，某村在阶级教育展览室抓了一个小偷，原来这小偷是在偷自己的破棉袄，白天他的棉袄被作为展品在那里展览，星夜他还得跳进展览室将这棉袄（他爷爷讨饭时的破袄）偷出御寒。再比如他讲的花生的故事：贾大山当知青时花生是中国的稀有珍品，那些终年不见油星的百姓趁队里播种花生的时机，发了疯似地带着孩子去地里偷花生种子解馋。生产队长恪守着职责搜查每一个从花生地里出来的社员，当他发现他8岁的女儿嘴里也在蠕动时，便一个耳光打了过去。一粒花生正卡在女儿气管里，女儿死了。死后被抹了一脸锅底黑，又让人在脸上砍了一斧子。抹黑和砍脸是为了吓唬鬼，让这孩子在阴间不被鬼缠身。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读贾大山小说的时候，眼前总有一张被抹了黑又被砍了一斧子的女孩子的脸。我想，许多小说家的成功，大约不在于他发现了一个孩子因为偷吃花生种子被卡死了，而在于她死后又被亲人抹的那一脸锅底黑和那一斧子。并不是所有小说家都能注意到那锅底黑和那一斧子的。后来我读大山一篇简短的《我的简历》，写到“1996年秋天，铁凝同志到正定，闲谈的时候，我给她讲了几个农村故事。她听了很感兴趣，鼓励我写下来，这才有了几篇’梦庄记事‘。”今天想来，其实当年他给我讲述那些故事时，对“梦庄记事系列”已是胸有成竹了。而让我永远怀念的，是与这样的文坛兄长那些不可再现的清正、有趣、纯粹、自然的文学“闲谈”。在21世纪的当下，这尤其难得。
一些文学同行也曾感慨为什么贾大山的小说没能引起持续的应有的注意？可贾大山仿佛不太看重文坛对他的注意与否。河北省曾经专门为他召开过作品讨论会，但是他却没参加。问他为什么，他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小说发表时他也不在乎大报名刊，写了小说压在褥子底下，谁要就由谁拿去。他告诉我说；“这褥子底下经常压着几篇，高兴了就隔着褥子想想，想好了抽出来再改。”在贾大山看来，似乎隔着褥子比面对稿纸更能引发他的思路。隔着褥子好像他的生活能够沉淀得更久远、更凝练、更明晰。隔着褥子去思想还能使他把小说越改越短。这让我想起了不知是谁的名句：“请原谅我把信写得这么冗长，因为我没有时间写得简短。”
写得短的确需要时间需要功夫，需要世故到极点的天真，需要死不悔改地守住你的褥子底下（独守寂寞），需要坦然面对长久的不被注意。贾大山发表过50多篇小说，生前没有出版过一本小说集，在20世纪90年代不能说是当红作家，但他却不断被外省文友们打听询问。在“各领风骚数十天”的当今文坛，这种不断地被打听已经证明了贾大山作品留给人的印象之深。他一直住在正定城内，一生只去过北京、保定、石家庄、太原。1993年到北戴河开会才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见了海。北戴河之后的两年里，我没有再见贾大山。
1995年秋天，得知大山生了重病，我去正定看他。路上想着，大山不会有太重的病。他家庭幸福，生活规律，深居简出，善以待人，他这样的人何以会生重病？当我在这个秋天见到他时，他已是食道癌（前期）手术后的大山了。他形容憔悴，白发很长，蜷缩在床上，声音喑哑且不停地咳嗽。疾病改变了他的形象，他这时的样子会使任何一个熟识从前他的人难过。只有他的眼睛依然如故，那是一双能洞察世事的眼：狭长的，明亮的。正是这双闪着超常光亮的眼使贾大山不同于一般的重病者，它鼓舞大山自己，也让他的朋友们看到一些希望。那天我的不期而至使大山感到高兴，他尽可能显得轻快地从床上坐起来跟我说话，并掀开夹被让我看他那骤然消瘦的小腿--“跟狗腿一样啊”，他说，他到这时也没忘幽默。我说了些鼓励他安心养病的话，他也流露了许多对健康的渴望。看得出这种渴望非常强烈，致使我觉得自己的劝慰是如此苍白，因为我没有像大山这样痛苦地病过，我其实不知道什么叫健康。
1996年夏天，蒋子龙应邀来石家庄参加一个作品讨论会，当我问及他想看望哪些朋友时，蒋子龙希望我能陪他去看贾大山，他们是中国作协文讲所的同学。是个雨天，我又一次来到正定。蒋子龙的到来使大山显得兴奋，他们聊文讲所的同学，也聊文坛近事。我从旁观察贾大山，感觉他形容依然憔悴，身体更加瘦弱。但我却真心实意地说着假话，说看上去他比上次好得多。病人是要鼓励的，这一日，大山不仅下床踱步，竟然还唱了一段京剧给蒋子龙。他强打着精神谈笑风生，他说到对自己所在单位县政协的种种满意--我用多贵的药人家也不吝惜，什么时候要上医院，一个电话打过去，小车就开到楼门口来等。他很知足，言语中又暗暗透着过意不去。他不忍耽误我们的时间，似又怕我们立刻离去。他说你们一来我就能忘记一会儿肚子疼；你们一走，这肚子就疼起来没完了。如果那时癌细胞已经在他体内扩散，我们该能猜出他要用多大毅力才能忍住那难以言表的疼痛。我们告辞时他坚持下楼送我们。他显然力不从心，却又分明靠了不容置疑的信念使步态得以轻捷。他仿佛以此告诉人们，放心吧，我能熬过去。
贾大山是自尊的，我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当着外人他一直保持着应有的尊严和分寸。小梅嫂子（大山夫人）告诉我，只有背着人，他才会为自己这迟迟不好的病体焦急万分地打自己的耳光，也擂床。
1997年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贾大山。经过石家庄和北京两所医院的确诊，癌细胞已扩散至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山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像每次一样，见到我们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这时的大山已瘦得不成样子，他的病态使我失去了再劝他安心养病的勇气。以大山审时度势的聪慧，对自己的一切他似亦明白。于是我们不再说病，只不着边际地说世态和人情。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件是大山讲起某位他认识的官员晚上出去打麻将，说是两里地的路程也要乘小车去。打一整夜，就让司机在门口等一整夜。大山说：“你就是骑着个驴去打麻将，也得喂驴吃几口草吧，何况司机是个人呢！”说这话时他挥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指着一个什么地方，义愤非常。我未曾想到，一个病到如此的人，还能对一件与他无关的事如此认真。可谁又敢说这事真的与他无关呢？作为作家的贾大山，正是这种充满着正义感和人性尊严的情感不断成就着他的创作。他的疾恶如仇和清正廉洁，在生他养他的正定城有口皆碑。我不禁想起几年前那个健康、幽默、出口成章的贾大山，他曾经告诉我们，有一回，大约在他当县文化局长的时候，局里的话务员接到电话通知他去开一个会，还问他开那么多会真有用的有多少，有些会就是花国家的钱吃吃喝喝。贾大山回答说这叫“酒肉穿肠过，工农留心中”。他是在告诫自己酒肉穿肠过的时候别忘了心中留住百姓呢，还是讥讽自己酒肉穿肠过的时候百姓怎还会在心中留呢？也许告诫、讥讽兼而有之，不经意间透着沉重，正好比他的有些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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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凝《天籁之声隐于大山》
★刚开始，女厨师做的菜还是好吃的。虽然她的味蕾已经损毁，但她凭着经验，还是把火候掌握得不错，调料因为用的都是她指定的品牌，她非常熟悉这些东西的用法用量，尽管不能亲口品尝，各种味道的搭配还是拿捏得相当准确。不过，她的体力的确非常糟糕，手臂骨瘦如柴，根本就颠不动炒勺，食材受热不均匀，生的生，糊的糊。做一道菜，中间要间隔好几天。到了最后几道菜，女厨师的身体急剧衰竭，视力模糊不清，烹调技能受到了很大限制，所有的调味品只能靠大概估摸着投放，菜肴的味道就变得十分怪异了。
——毕淑敏《绵延二十一日的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