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杀死了母亲和情人，她们将与我的祖先们为伍。她们会慢慢地变回单纯的少女。她们将被谁引诱，又终将与谁在一起。
她们会思念我吗？
这只是我的一种假设。事实是，她们都还健壮且优雅地活着。
母亲在乡下养猪，也养家。她每日给猪们做四五餐饭，帮它们梳头，给它们洗澡，比养我还细心。
我的情人遍布各地。她们都还新鲜，如花朵般盛开，从未凋零。她们恋爱的恋爱，结婚的结婚，离婚的离婚——她们无时无刻不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个比我对的人。
我曾爱过她们，有浅有深。我也曾骗过她们，物质、精神，身体、灵魂。
这一切都无可否认。我辜负过很多人——她们都说，我不是人。
我是诗人。
很多人也辜负过我，包括诗人。
我们都不得好死。
我的母亲——她，把猪养得比家还好。
这句话听起来有些歧义，显得有点不够严谨、不够庄重。我整天都能从城里的邻居们口中听到类似的话语。
事实如此。原因不明。
但总还是有些看得见的原因——那时，养家的条件，并不如今天养猪的条件。那时养家都缺乏柴米油盐酱醋，今天的猪想吃什么没有？那时的人躺在路上打雷都唤不醒，今天的猪被锁在铁笼子里，时刻警觉地竖起耳朵，虽然唤醒了也还是猪。
突然传来几声像是雄鸡打鸣般的小号声，紧接着架子鼓有一声无一声地敲起来，随后混杂的像是电吉他、贝斯与长号。一个男人低沉、含混、愤怒地开始喊唱：
突然的开放/实际并不突然/现在机会到了/可能知道该干什么
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革命还在继续/老头儿更有力量
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
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虽然机会到了/可胆量还是太小
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像红旗下的蛋
我正在卫生间里，手机响了。这正是吃饭的时间，谁现在打我电话？
管他呢！让崔健唱会儿吧。《红旗下的蛋》，这节奏正好。
我总是根据不同的心境更换不同的手机铃声。前段时间是唐朝乐队的《国际歌》，那时我埋头拼命工作，一腔热血任劳任怨。每晚戴着耳机坐在大洋机器前剪栏目组拍的片子，不到凌晨两三点绝不离开电视台机房。电话一响就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终于把我给唱醒了，我就跟制片人大吵一架去工作了。
再往前是郑钧的《赤裸裸》，那时我正在含蓄地追一个美女记者，她是我的同事，我们栏目的临时主持人，可我太含蓄了，人家早就被一个房地产商认作干女儿了。
再往前是啥？噢，是《昨天晚上我可能死了》。那是一段醉生梦死的忧愁时光。蒹葭那时还没跳楼。每当早晨赖床不想去上班，蒹葭姑娘就会打电话叫醒我：“昨天晚上我可能死了，是怎么死的我也忘了”……谢天笑的声音就会把我吓醒。
我也曾喜欢过抒情，它如晴朗天空里飘荡而过的一块丝绸，置身山巅时包裹周身的浓密大雾，眺望远方之时突然从地平线蹿起的巨大火焰，或扫荡过山林的一阵微风一个梦境，划过黑暗而寂静的夜空的短促的流星和闪电，突然刺入我肉体的锋利而纤细的银针……我毫无保留地惊奇与赞美！
心境明媚的时日，我会把手机铃声调成《礼物》，我喜欢许巍平静的低诉，“让我怎么说，我不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
我也喜欢手机里突然响起《紫罗兰》，我喜欢李健委婉的抒情（尽管那美丽的极富诗意的姑娘从未出现）：“萨哟娜啦，萨哟娜啦，最美的紫罗兰盛开在你头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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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网络文学节长篇小说奖授奖词
在偌大的80后作家群体中，许多余是少有的一位多栖作家。他写小说，写散文，也写诗歌，还写评论，而且都成绩不菲。这种多副笔墨的滋润，多种造诣的支撑，使得他的作品在看似不羁的表述之中，自有理性思绪的流淌，别有文学气韵的飞扬。因而，读来每每给人以惊异与惊喜。《为幸福的影子而奔走》这部小说集，自传性中不无真实性，真实性中不无荒诞性，荒诞性中不无实验性。这一切，都使这本书因既体现了许多余的成熟性，又预示了“80后”的可能性，而特别值得人们予以关注。
——白烨
许多余一直保持着这种飞起来的冲动，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提到这种感觉。他展示给我们的，往往是面目十分诡异的天马行空的文字，有一点魔幻的味道，却也道出了人生的某种真情。巴尔加斯？略萨在谈到文学创作时说：“在任何一部小说孕育的过程中，都有一种不肯妥协的东西在翻腾，都有一种欲望在跳动。”对许多余来说，这种不肯妥协的欲望的跳动，恰恰更多地表现在他的写作姿态与叙事冲动中，小说就是他的“远方”，而文字就是他飞翔的翅膀。
——解玺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