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中国与伊朗关系40年
华黎明
（中国前驻阿联酋、伊朗、荷兰大使）

1958年夏，我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56级的同学在石景山钢铁厂劳动锻炼期间，突然接到通知，要我转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学习。后来才得悉，周恩来总理作出了一项颇有前瞻性的培养外交人才的决策，指示外交部从大学英语和法语专业里选拔一批学生学习亚非国家的非通用语。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外交部从北大西语系和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法语系，以及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选拔了30几名学生转入北大东语系，分别学习日语、阿拉伯语、印地语、印尼语、越南语、朝鲜语和波斯语。有7位同学被分配学波斯语，我是其中之一。从此，我就与伊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与伊朗建交
在冷战前期，统治伊朗的巴列维国王在美国的压力下，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尼克松访华后，伊朗才与中国建交。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紧张对峙，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把大批导弹对准中国的领土。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关系改善，我国奉行“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就是要建立起一条东起美国、西迄欧洲的反苏统一战线。这样，中美关系就从敌对转变为互相倚重。在这“一条线”中，伊朗和土耳其处于正中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个思想指导着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中国对伊朗的外交和对伊朗形势的调研和观察。
1971年尼克松访华后，虽然中伊还未建交，但两国关系已开始松动。巴列维国王派他的两位姐妹先行来中国“探路”，周总理都亲自出面会见宴请。有一次，在北京前门全聚德烤鸭店宴请阿什拉芙公主时，周总理还亲自在烤鸭店门口迎接。
记得1971年中国和伊朗签署建交公报的时候，我还在山西离石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9月的一天，干校的军代表通知我说，外交部要求我次日即赶往北京参加接待伊朗王后和首相胡韦达访华。他们到达北京的那天，周总理还亲自到机场迎接。车队经过天安门广场时，周总理陪同伊朗王后乘坐敞篷车接受数千名群众的夹道欢迎。除了游览故宫和长城由郭沫若陪同外，周总理在北京几乎全程陪同，这令伊朗王后和首相十分感动。
1975年5月，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孪生姐姐阿什拉芙公主访华。她是周总理在1955年万隆会议时就结识的老朋友，重病中的周总理在医院会见了她。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
1978年，伊朗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反巴列维运动。这也使处于“蜜月”期的中伊关系面临严峻考验。
上世纪70年代是伊朗的暴富时期。随着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油价猛涨，波斯湾沿岸一批产油国迅速致富。几年内，伊朗的国民生产总值就翻了好几番。1973年我初次陪同姬鹏飞外长访问伊朗时，看到首都德黑兰一片繁荣的景象，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速公路四通八达，200万辆小汽车使首都的交通拥挤不堪。这一切，着实让我这个来自当时温饱还成问题的国度的外交官有点眼花缭乱。但是，正当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伊朗社会内部各种固有的矛盾也激化了。
1977年底，我以一名年轻外交官的身份被派往驻伊朗使馆工作。不久，巴列维到华盛顿访问，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前的草坪上主持欢迎仪式。当时，大批伊朗留美学生到白宫草坪附近举行反国王的示威，规模很大，美国警方控制不住，最后使用催泪弹来驱散人群，但由于风向不对，催泪弹的烟雾反而飘向白宫草坪。我当时从电视上见到，两位元首都被催泪弹烟雾熏得泪流满面。实际上，反巴列维运动的序幕在华盛顿已经拉开了。
1978年2月，抗议运动已经席卷全国。3月21日是波斯新年，每年的这一天，所有的外国驻伊朗使节都要到伊朗王宫给巴列维国王拜年，使节们按照他们递交国书的先后顺序站立，然后国王过来和使节们一一握手，与每位大使寒暄几句。非常凑巧的是，焦若愚大使和当时的美国驻伊朗大使沙利文递交国书的时间是一前一后，因此排队的时候就挨着，我就站在焦若愚大使的身后给他们两人做翻译。正当巴列维国王从远处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沙利文突然对焦若愚大使说：“这个国家缺少领袖！”我把这句话翻译给焦大使，焦大使一听，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他：“您是不是指的这个人？”他说：“是的。”实际上，美国人这时候已经开始对巴列维丧失信心了。沙利文退休后写了一本回忆录——《出使伊朗》，其中他就写道，当时他给美国国务院写的报告就认为美国仅仅依靠巴列维是很危险的。
1979年1月26日，巴列维国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乘飞机出国流亡，消息一传出，德黑兰数百万群众涌上街头，载歌载舞。那天我正好在德黑兰市中心，目睹了这一欢庆的场面。许多市民当街宰羊，所有的汽车同时打开大灯并鸣笛，竖起的雨刷上插着的鲜花来回飞舞，我乘坐的汽车里被欢庆的群众扔满了糖果和甜点，德黑兰市内几十座巴列维父子的铜像被群众推倒。不到十天，霍梅尼就从巴黎回到伊朗，建立了伊斯兰政权，统治了伊朗半个世纪的巴列维王朝从此寿终正寝。
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对日后的中伊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1978年4月，中央决定由粉碎“四人帮”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华国锋当年8月出访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
当时，我国领导人出访乘坐的专机是波音707客机，飞欧洲途中必须降落加油。由于德黑兰位于航线的中点，又是交通要冲，加上伊朗当时在中国外交中的特殊地位，中央决定往返都在德黑兰停降，并在回程时作正式访问。
1978年6月，时任外长黄华访问伊朗，为华国锋访伊进行前期准备。由于当时中国外交全神贯注于苏联问题，黄华外长在他和伊朗外交大臣哈拉巴里的会谈中，首先发言讲述苏联在阿富汗、索马里、红海、波斯湾地区以及南下印度洋的扩张势头。当时我担任翻译。轮到对方发言的时候，哈拉巴里居然只字不提苏联问题。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伊朗古代有位星象学家，夜间走路时总是抬头观察星象，有一天晚上，正当他仰天望星走路时，没想到前面有个坑，一下子就掉进坑里面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他讲这个故事是在暗示我们，他们的政权已经很危险了。
1978年8月，伊朗国内的局势已经严重恶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尤其是当华国锋已经快完成对南斯拉夫的访问准备返回的时候更是如此。伊朗国内因为动乱，死伤的人数相当多，巴列维国王在群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更换首相，对内阁进行改组。这时，华国锋已经完成了对南斯拉夫的访问，在铁托的陪同下在布列俄尼岛休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国最高决策层就犹豫了：还要不要对伊朗进行访问？代表团联名给驻伊朗大使焦若愚发电报，征求他的意见。当时，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和西亚北非司司长周觉已先期到达德黑兰。焦大使会同何英副部长和周觉司长连夜开会，我当时在驻伊朗使馆调研室工作，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开了一个通宵，经过反复斟酌，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伊朗是“一条线”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尽管局势动乱，过门不入会影响两国关系。特别是，根据我们对形势的估计，当时的伊朗国内局势是受到苏联插手的，巴列维正处于一种比较困难的处境，因此，从我们整个“联美反苏”的大战略考虑，应该支持巴列维一下，因此使馆最后得出结论：不宜改变行程。
这样，华国锋就如期进行了对伊朗的访问，我作为他的翻译随行。实际上，这个时候局势已经非常紧张了：华国锋抵达之后，由于大街上到处都是游行示威的队伍，治安形势非常不好，专机抵达之后，所有的参观项目取消，仅在机场、宾馆、王宫三点之间活动，汽车也不能坐，只能乘直升机。由于局势动荡，为了安全起见，每次出去活动都准备了六架直升机，事先也不指定坐哪一架，随意坐，坐上之后六架直升机飞往不同的方向。
期间，我印象最深的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就是华国锋和巴列维之间的一次单独会谈，那次会谈除了我这个翻译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会谈中，巴列维的情绪已经相当低落，他说，伊朗的形势已经非常困难，他的前途是个“未知数”。听到这句话，我感到非常吃惊：他作为一位国家元首，竟然对自己都没有信心了！
这次访问严重影响了伊斯兰革命后的中伊关系。伊朗公众普遍认为中国是巴列维的“朋友”，中国领导人在巴列维行将灭亡时访问伊朗是为旧政权打气。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大街上到处写的口号是：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打倒中国！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伊关系相当冷淡。

改革开放和后伊斯兰革命时期的中伊关系
1979年中国正式改革开放，中美建交；同年，伊朗发生了伊斯兰革命。这两件事改变了冷战末期的国际格局，也改变了中伊关系。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并与美国建交；伊朗社会从高度西化转向宗教化、革命化，美国和伊朗结束了30年的结盟关系而走向敌对。
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国内百废待兴，拨乱反正，对外重点解决中苏敌对关系和处理刚刚建交的中美关系，无暇顾及也不愿卷入中东事务。伊朗方面，由于新政权刚建立，立足未稳，忙于内部斗争，加之伊朗公众对中国领导人在伊朗革命胜利前夕访伊的不满，中伊关系一度十分冷淡。
1979年11月4日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数百名伊朗男女学生占领了美国大使馆，扣押66名使馆人员当作人质，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引渡流亡到美国治病的巴列维。美国政府断然拒绝伊朗方面的要求。伊朗方面表示，若不引渡巴列维，则不释放人质。
11月4日当天，我正好陪同林兆南临时代办到伊朗外交部办事，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美国大使馆被占领，结果到了伊朗外交部门口的时候，看到美国临时代办的专车停在那里。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美国代办带领两个随员到伊朗外交部抗议伊朗学生占领美国驻伊大使馆，他们没有想到，在他们提完抗议之后，伊朗外交部的官员就告诉他们：不得离开伊朗外交部。这样，美国大使馆的52名人质被扣押在使馆，美国代办和两名随员被扣押在了伊朗外交部的一个房间里，在那里待了444天！
伊朗此举使伊斯兰革命的形象一落千丈，再加上伊斯兰革命政权还宣称对外“输出革命”，使得伊朗新政权在国际上很孤立。因此，当1980年9月21日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大举入侵伊朗，两伊战争爆发时，国际社会多数却同情伊拉克，伊朗倍感孤立无援。当时，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对这场战争保持中立的国家。1980年1月30日， 美国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的决议草案，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10个国家的代表投了赞成票；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投票反对；墨西哥和孟加拉国代表弃权；中国代表没有参加投票。伊朗迅速对中国释放的善意作出了反应。两周后，伊朗现领袖、时任议员的哈梅内伊以总理特别代表的名义访华，“澄清国际事务立场”。1983年，伊朗交通部长内贾特•侯赛尼扬和外长韦拉亚提先后访华，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会见了后者。1984年11月，继中国农业部长何康之后，外交部长吴学谦访问伊朗，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哈梅内伊和议长拉夫桑贾尼。两国关系从此解冻。
1985年2月，中国国务委员张劲夫率领庞大的经济代表团访问伊朗。同年6月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访华，中国给予元首级的高规格接待。拉夫桑贾尼在此访中首次与邓小平会见。
1988年7月8日，伊朗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598号决议，两伊战争结束。当年9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即率团访问两伊。1989年5月，哈梅内伊以总统身份访华，也在北京会见了邓小平。

序庞森
序穆罕默德•克沙瓦尔兹扎德
记忆篇
华黎明：见证中国与伊朗关系年
刘振堂：我同三位伊朗总统交往的故事
李国富：一个中国学者的伊朗情结
田端惠：杂谈中国伊朗关系
迈赫迪•佐尔佐德：我的新疆蜜月之旅
路长金：我在伊朗年
赵玫玫：难忘的人们，难忘的时光
马苏德•贾法里：中国，我儿时魂牵梦萦的地方
李玉琦：在那并不遥远的波斯湾
刘武：我与伊朗的亲密接触
刘丽君：伊朗，忆之琅
人物篇
赵玫玫：我和外长夫人的交往
温业浔：来自伊朗的老米夫妇
范鸿达：我在伊朗的游学、工作与爱情
于桂丽：丝路精神千古传，尺素雁帛系春方——我的丝路回忆与信札故事
罗来安：接触大师：马吉德•马吉迪在北京
费庆刚：伊朗，热土难离
穆吉塔巴•普亚：中国好邻居
郭小霞：波斯女孩莎米劳
白玫：从陪读太太到博士留学生——我的中国求学之路
谭琭玥：我和我的伊朗朋友们
交流篇
穆罕默德•萨迪格•侯赛因：中国和伊朗共同的遗产和光明的未来
穆宏燕：“波斯经典文库丛书”诞生记
法尔瓦尔提什•列兹万尼耶：伊朗大V中国行
滕慧珠：忆《波斯语汉语字典》问世前后
莫苒•贝赫曼内什：我眼中的新疆
王泽壮：“相亲相随”：我与伊朗人交往的两个故事
雷湘平：在伊朗，有种热情叫“戒不掉”
张碧茹：在伊朗旅游的温暖记忆
田唐：那些伊朗朋友教会我的
后记刘振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