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谁打响了第一枪 抗战中华民族百年复兴史记忆》：
战争是一面镜子，可反映世界历史上各民族的兴衰强弱。一些民族可以选择战争，一些民族则无法避免战争！历史上所面临的问题至今仍有命题意义：如果有一天，我们就像历史上的抗战，无法选择和平，而只能选择战争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中国的近代史恰恰就是一部被战争的屈辱史，但历史有时强加给一个民族的命题是不容选择的，摆脱敌人的侵略与奴役，首先要国强。但是，当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时，却走过了颇为曲折的路，付出了无比沉重记忆的代价。
16世纪的欧洲，弱肉强食，英国女王为在日渐强大的邻国间保持大国地位，遂把目光投向了西方人记忆中神秘而强大的东方大国——中国，希望通过贸易方式进入中国市场。于是，在广东的海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商船。经受漫长而痛苦的贸易逆差的打击之后，欧洲各国开始在汇率、贴水等方面动脑筋，并随着对大清国政府的了解，也更深刻地理解到可从黑暗腐败的官场中寻求其最大利益。于是，阴谋、陷害、贿赂、圈套悉数登场。历史绝非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往往有时疯狂得令人匪夷所思。西方对中国的觊觎从此从未中断，是天然的贪欲，还是另有其他隐情，则无法揣测。不过，当时的西班牙驻马尼拉总督桑德给西班牙皇帝写了一份战争计划书，拟用不到五万人的特种部队，分海陆两路征服中国，将至高无上的东方大国变成西班牙殖民地。此计划书一度让西班牙王宫的贵族蠢蠢欲动——原来西班牙可以通过文化渗透、信仰渗透、税赋征收、联盟通商等四个步骤将中国以及大清藩国全部变为西班牙领地。
但是，西班牙终究未能得其所愿，真正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的是打败西班牙的英国。正如世人所知，中国与西方的积极贸易作为明代中国与东南亚商业发展的附属物而在16世纪重新开始，贸易规模相对较小，但西方商人很快就面临外国人所有过去与中国做过生意的问题：中国向外国购买的商品远比外国向中国求购的要少。结果，收支平衡就出现问题，西方国家被迫向中国输出白银以弥补其购物的开支。
至18世纪，英国成了西方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最重要的国家，贸易量也大幅增长。饮茶在英国非常流行，而茶大量来自中国，以及大量的丝绸与瓷器也来自中国。与通常一样，英国没有什么产品能够与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相交换，英国输出羊毛织品等，从印度进口原棉，从东南亚进口珠宝奢侈品。然而，英国却不得不把大量银锭运往中国。这正是英国在19世纪初所面临的一大问题。
此时，英国的其他问题仍与贸易有关，中国与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贸易既是国际关系，也是商业活动的一个方面。结果，贸易受到清政府的严密监督，所使用的方法基本上是与东南亚贸易实践的继续。
至18世纪后，这种控制采取所谓的广州体制形式。清政府把贸易限制在广州的一个港口，并特许一个商行处理中国方面的商务——有固定的贸易时间，但不许外国人在中国自由旅行。北京在使贸易适应进贡制度方面没作什么大的努力，尽管有西方人到过大清国都，施了规定的繁杂礼仪，为了获得一些附加利益，派出一个进贡使团以便建立联系。
至18世纪后半期，英国商人对华贸易因收支不平衡而受挫，开始对广州体制的限制感到恼怒。他们相信，只要他们能自由地进入中国市场，他们面临的问题就立刻能化解。结果，他们开始寻找新的解决办法，发现对华关系的新途径。然而，这种探寻却发生于日益觊觎中国巨大市场的氛围中。
新的态度的产生，是因为西方正经历物质、社会和知识的迅速变革，但这种变革是在旧传统范围内发生的。这一形势发展的最重要结果是帝国主义——是在西方新型工业技术力量和商业潜力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同时，也是以军事力量、宗教以及依然具有强大封建倾向的福音派新教会的狂热为基础。最后，它为超常进步的信仰所激励，这种信仰引起西方文明社会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强烈优越感。
综观整个18世纪，英国对华贸易都是由东印度公司操纵——一个起源于17世纪的商业公司。它垄断了英国的对华贸易，因此对广州体制反而有助于巩固其地位的限制性并不特别在意。然而，当白银继续大量外流——一个新时代诞生，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程度开始下降，而英国个体商人的经商活动在广州逐渐活跃起来。这些商人主要代表了西方的新精神，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大清国的急先锋。
新时代的第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有一种信念在西方人中间不断增强：不必刻意遵守大清国法律，也不必把大清国当作与西方平等的国家来对待。例如，外国人决定，其国民在华犯罪不应服从大清国法律机构的审判。在18世纪，在华西方人犯罪照例是由大清国官员判决和处罚的。而此时，外国人拒绝交出同胞，认为大清国的法律不公正，虽然在事实上只是法律体系不同，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他们的处罚都是很宽大的。
然而，由于大清国对外政策带有高度的实用性和灵活性，西方人要求由他们来审判他们自己人，本来是可以协商的。大清国官员并非绝对不想同意在华外国人自己对自己负责。首先是为了在华外国人自己的良好治安，同时也的确有一些先例可循。但当对西方一味迁就的态度变得非常明显时，不断的紧张形势也就产生了，因为在华西方人犯罪，甚至是无辜加害于中国人，也能不断地逃脱惩罚，这无论从西方或中国方面看，都轻得出奇。
鸦片贸易很快成为争执焦点，西方人开始走私鸦片，而鸦片在中国是非法的，可是西方人却把销售鸦片当成解决收支平衡的办法。走私鸦片自然是越来越不把中国看成是文明国家的显著标志，因为开展这项贸易的英国新商人以及紧随其后的美国人等从未考虑过把鸦片运入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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