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名将以身殉国太行浩气长存
左太北
【人物小传】
左权(1915—1942)，湖南醴陵人。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著名军事家。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参与指挥所部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役战斗。到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和东征等战役。1936年5月，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参加了西征和山城堡战役。
全国抗战爆发后，左权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后兼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威震敌后。1942年5月25日，他在山西省辽县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2014年8月29日，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左权，他是抗日战争中我党牺牲的最高将领。
年底，台湾军方发行了一份2015年抗战英烈纪念月历，在“国军少将”部分，父亲左权同样位列其中。
父亲作为一名抗日英烈，能得到国共双方的共同认可，我深感骄傲，也更加体会到了当年父辈为救亡图存慷慨赴国难、热血沃中华的悲壮与豪迈，体会到了他们无私奉献、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更体会到了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
“愿拼热血卫吾华”
1937年12月，在写给奶奶的家信里，父亲这样写道：“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降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头上。”因此，他“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推行所谓的“囚笼政策”。1940年7月，父亲协助朱德、彭德怀动员指挥100多个团，在华北地区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对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以交通破击战为主的大规模攻击，击毙击伤日军2万多人，破坏铁路470多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破坏桥梁、车站258处，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对日军造成了沉重打击。
1941年11月，在保卫黄崖洞兵工厂的战斗中，父亲指挥守山的八路军1200多人，与陆续增援达5000多人的日军，鏖战10个昼夜，共毙敌1000多人，其中大队长以上军官5名，我方伤亡166人，以6：1的辉煌战绩，开创了中日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记录。此战被中共中央军委评价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一次最成功的模范战斗”。
我军的接连胜利让华北日军恼羞成怒，1942年5月25日凌晨，数万日军精锐部队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辽县麻田以东的南艾铺一带。敌机开始疯狂地扫射投弹。彭德怀和父亲决定分路突围，父亲坚决要求由自己率部担任掩护和断后。
总部警卫连要护送父亲先走，被他一口回绝：“北方局和党校那么多同志需要我，我留在后面指挥，和大家一起突围！”他挥着手一边往前冲一边大喊：“同志们，不要怕飞机，冲过去就是胜利！”
“左参谋长和大家在一起”的消息迅速在突围人员中传开，鼓舞了大批人顺利突围。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后，护卫彭总突围的总部直属部队连长唐万成率部返回专程接应父亲，他还是拒绝了。
父亲率最后一批同志冲到距十字岭顶峰十几米处时，敌人炮火十分猛烈，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飞溅的泥土劈头盖脸扬了他一身。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他应该知道紧接着会有第二颗炮弹射来，他应先卧倒，然后一个侧滚翻，就可以避开第二颗炮弹，这个动作下意识就能做到。然而，他连腰都没弯一下，站在高地上一直大喊着指挥突围，完全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第二颗炮弹过来了，他的喊声戛然而止。
硝烟过后，他的身影从山口消失了！
父亲被弹片击中头部，以身殉国，年仅37岁。
我军撤退后，日军发现了被树枝掩盖的父亲遗体，于是挖出来看个究竟。左权的牺牲让他们大喜过望，特意为遗体拍照，作为战果登在敌伪报纸上。发射炮弹致父亲牺牲的日军中队因打死了八路军的高级将领而获得了纯金质奖章，奖章上刻着“意左权登禄”。
在父亲的公葬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墓前说：“给烈士们行礼并没有完事，今后还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报仇！第二件是报仇！第三件还是报仇！”
我以我血荐忠诚
父亲在留苏期间，成绩优异，为人正派，威信极高。但在1928年的一天，父亲和一些留苏同志一起在宿舍吃了一顿中国饭，被王明知道了，便说他们是“江浙同乡会，有托派嫌疑”。自此，父亲被戴上了“托派嫌疑”帽子，接受严格审查，并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
1930年，父亲学成回国，进入苏区，而王明集团1931年在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他们把在苏联的旧账带回国内清算。父亲成为当年苏区肃反扩大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于1932年被撤销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之职，并被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
此后，父亲从未停止过申诉。直至殉国前的1941年11月，父亲还再次发电报向党中央申诉：“被诬陷托派一事，痛感为我党生活中的最大耻辱，实不甘心……虽是曾一再向党声明，也无法为党相信，故不能不忍受党对我的处罚决定，在工作斗争中去表白自己。迄今已将十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实无时不处于极端的痛苦过程之中……我可以以我全部政治生命向党担保，我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1942年春，彭德怀还专门给中央写了封信，说他可以证明我父亲对党无限忠诚。然而，父亲再也没能摘掉“留党察看”的“紧箍咒”，直至含冤殉国。
据开国中将苏静回忆，父亲牺牲后不久的一天，他在延安散步，碰巧遇到了毛主席，走到跟前，毛主席握着他的手，满含泪水地说：“左权同志牺牲了，前两天他还给我来过信，提到他的问题，我正要着手去解决他的问题，他就牺牲了，很遗憾。”
延安各界为我父亲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在《新华日报》撰文说，左权之牺牲，“证明他无愧于他所信仰者，而且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总司令写下了后来流传很广的悼念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1942年5月，山西人民为纪念父亲，将父亲牺牲的山西辽县更名为左权县。1946年，在刚解放的邯郸，毛泽东批准建立了以左权墓和左权纪念馆为中心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烽火家书抵万金
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四，是最小的儿子。自从19岁离家求学后，整整18年，再也没有回过家。
而远在湖南的奶奶，一直盼着儿子回家，盼得望眼欲穿，从抗战胜利盼到解放战争胜利，没人敢告诉奶奶父亲已经捐躯的事情，直到1949年夏，挥师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奉朱德总司令之命，到家乡看望奶奶。
奶奶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有周恩来托人从重庆寄来抚恤款时的书信，有叶剑英转道香港寄来的金戒指。得知儿子殉国的消息后，奶奶请人代为撰文悼念儿子：“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两个月后，奶奶也与世长辞。
1940年5月27日，我出生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抗日前线的烽火硝烟中。当时也是抗日前线打仗打得最厉害的时候，父亲忙于战事根本顾不上我和母亲，只好在我出生仅三个月不满百天的时候，把我和母亲送到了延安后方。
日本鬼子的炮弹夺去父亲的生命时，我还差两天过两岁生日。父亲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十分模糊，对父亲的了解更多来自他生前写给母亲的信件，以及遗留下来的文章。
我人到中年才知道父亲对自己的爱。42岁那年，我收到了“文革”抄家后被发还的物品，其中有父亲在抗战中近两年间写给母亲的11封信。每一封信，父亲都大段大段地提到他心爱的女儿。通过父亲留下的家书，我才更加深切地了解父亲，更理解他和爱他。
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也许是因为职业习惯和工作需要，父亲总给人感觉是一个感情内敛、沉默严肃的人。仅存至今的几张照片中，他总是嘴唇紧闭，军容极为严整地站在照片一角。
只有一张照片例外。这是父亲与女儿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全家福”。在这张照片中，父亲抱着未满百日的我，身边坐着年轻漂亮的母亲刘志兰。在浓浓的天伦之乐中，父亲露出了难得的笑容—34岁才娶妻，得女已是中年，父亲是真正的开怀而笑。这是一张临别前的照片，母亲即将带着我回到延安。照相后，父亲在村口与我们挥别。但那一别，即成永别。
我得名左太北。这个名字是彭德怀起的。太北，本是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一个区的名字。
父亲一个月仅5元津贴，还有抽烟的习惯，但只要有机会，他就把攒下来的钱托人给母亲带去，带来的还有一些给我的战利品：一瓶鱼肝油丸、一包饼干、一袋糖果……
提到女儿，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刚毅无言的父亲—铮铮硬汉，完全被“溶化”掉了！
细腻的父亲给花朵一样的宝贝闺女买花布，让人给女儿做衣服、织毛衣毛裤，再让回延安的同志艰难地带过封锁线……只是因为许久没见过女儿，不知道一两岁的孩子到底长得多快，做出来的衣服有大有小。
夏天，他给我带来热天穿的小衣服；冬天，他记挂着小家伙别冻坏了手脚；每次我病了，焦急的父亲反复在信里念叨：“急性痢疾是极危险的”“有了病必须找医生”—在敌后极为艰苦的环境下，父亲在指挥八路军进行战斗、研究军事理论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
看看这个不爱讲话的人在信中对女儿的爱称吧：小鬼、小家伙、小宝贝、小天使、小东西……舐犊之情，跃然纸上。对女儿的爱，纵使远隔70多年，依然还在散发着烫人的热量。
牺牲前3天，父亲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想象着与妻女团聚的情景：“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
战火纷飞的年代，家书成了一家人唯一的情感寄托，轻轻几页纸，不仅记载了那段血与火的历史，而且承载了深深的骨肉亲情。
从未喊出的爸爸
和父亲分别的时候，我还在襁褓中，还不会喊“爸爸”，但没想到，一句未喊出的“爸爸”，竟然成了我永生的遗憾。抗日战争期间，为了让前方浴血抗战的将士们安心战斗，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收养革命烈士和抗日将士子女的托儿所，1942年，我也被送进了这所幼儿园。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烈士，但并不明白这个词的具体含义。我只是奇怪，大家都热热闹闹的时候，那个叫做“爸爸”的人怎么不在。
在沾染了硝烟的家书中，父亲说：“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学会喊爸爸，慢慢地让她懂得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寇战斗着。”我会叫爸爸了，但是爸爸再也没有了。
1942年，母亲给父亲拍电报，问如果日本人轰炸延安怎么办。父亲回信说：“我如此爱太北，但如果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处理她。大胆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多再给你受累，不再妨碍你的学习及不必要的行动为原则。”所幸的是，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能够幸免于难，但父亲却不在了。
父亲的牺牲给了母亲很大的打击。年仅25岁的她，怀着巨大的悲痛独自抚养女儿，坚强地学习和工作。与爸爸仅仅一年多的幸福生活成了她心中永远的思念和永远的痛！1991年5月，母亲被查出罹患淋巴癌，开始经受化疗的折磨。10月，病重的她用颤抖的手写下最后一纸文字：“人生实在过得太快了，坎坎坷坷，忧忧患患，直到闭紧了眼睛……”后来在编辑《抗战家书》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到，父亲深深地爱着我们母女。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将是多么幸福的一家啊！
作为英烈的后代，今天我们已经慢慢老去，但英烈自己从来没有老过，他们的生命永恒定格在战死沙场、马革裹尸和怒斥日寇、走向刑场的那一瞬间。从那一刻，他们成为永远的烈士，也成为永远的爸爸妈妈。
我曾想，如果父亲老了，自己能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他外出晒晒太阳，都是很幸福的。但是，这种普通人都品尝过的幸福，烈士的孩子们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他们甚至没有机会当面亲口叫出那么普通的几个字：爸爸、妈妈。
前些年，我开始沿着父亲走过的路行进。第一站就来到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一个位于太行绝顶的小村子。
几十年前，我就出生在村里的奶奶庙。不经意间，小院中已经聚集了很多老人。忽然，老人们齐声高唱四段歌词的《左权将军之歌》。曾抱过我的房东，相隔了半个多世纪，又一次抱住了年逾花甲的我。我心想，这个怀抱要是父亲的，该有多好。
1952年，还在上小学的我前去向毛主席汇报，当听说我是左权的女儿后，毛主席把我拉到跟前，非常认真地和我照了一张相。而我们父女二人却连一张合影都没有。
退休后的这十多年，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寻访父亲战斗过的土地、研究和整理有关父亲的资料上。每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在我的心中都会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父亲左权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有一身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正因为他是民族的英雄，中国人民会永远怀念他！
左太北
左权与刘志兰唯一的女儿，1940年5月生于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八路军总部。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先后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航空航天部等部门工作，曾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计划司副司长。2000年退休。
彭雪枫：牺牲在胜利前的拂晓
彭小枫
【人物小传】
彭雪枫（1907-1944），河南镇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杰出指挥员、军事家。彭雪枫智勇双全，所指挥的部队屡为前锋，战功卓著，是红军时代闻名全军的青年将领。
抗战爆发后，彭雪枫到鲁、豫、皖、苏等地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游击队，多次打退日军的“围剿”。随着抗日队伍的壮大，1939年，彭雪枫率部继续向东挺进，建立了以永城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政权。
1942年至1943年，彭雪枫与邓子恢、张震、吴芝圃等在洪泽湖地区坚持敌后抗日战争，取得了著名的33天反“扫荡”斗争的胜利。1944年，奉命西征河南。从1938年至1944年，彭雪枫麾下的新四军第4师进行了大小战斗3760次，累计歼敌4。8万余人，取得了敌我伤亡比例5：1的辉煌胜利。1944年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八里庄围歼土顽李光明的战斗中，不幸被流弹击中，英勇殉国，时年37岁。
又是9月的黎明，中国抗战胜利后第70个年头的黎明；70年前历经艰难的不屈与抗争，近百年岁月的积累与沉淀，我们的党和国家还是在重重战火硝烟的磨砺中、在浩荡世界潮流的洗礼中从暗夜走向了光明。然而，在这个特殊的9月，于黎明将至未至之际，却令人不禁追忆那些曾为这9月黎明甘于奉献、不惜生命的斗士们，他们坚不可摧的意志与信仰组成了共和国的利剑，劈开了黑暗，迎来拂晓的曙光。
这些先烈中曾有一人，他在9月出生，9月入党，9月奔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前沿，9月戎马倥偬，东进西征，又于9月热血尽洒、壮烈牺牲。那是1944年9月的一个拂晓，抗战胜利前的拂晓。
他曾说，“拂晓”代表着朝气、希望、革命、勇敢、进取、迈进、有为，胜利就要到来的意思。军人们在拂晓出发，志士们在拂晓奋起，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
他是我不曾谋面却敬仰一生的父亲—彭雪枫。
父亲的生命短暂而光辉，作为其子，未能亲聆教诲是我终身的缺憾。我对父亲的了解，多是从长辈们对那段峥嵘岁月的追忆中而来，从父亲留下的文稿、书信中而来。这些详实而又动人的关于父亲的记录便浓缩为几个浓墨重彩的历史片段，让我能够沿着这条脉络，真切地触摸他，了解他。看他如何顽强奋战，屡建奇功，在长征中成为著名的红军青年将领；看他如何致力统战，运筹帷幄，不战而屈人之兵；看他如何聚沙成塔，挺进豫皖苏，建立根据地，扬鞭东指经略中原；看他如何砥砺自身，笔耕不辍，为我党我军的军事理论发展作出贡献……最后，目送他以一个军人最为荣耀的姿态将37岁的光阴定格于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以身殉国，遗爱长淮。
有胆有识，说服阎锡山联合抗战
他是有胆有识、擅于攻心的政治家。那是1936年的9月，毛泽东亲点父亲担任“特使”，力促国共合作，“逼蒋抗日”。上兵伐谋，这是为给我党争取在战略大环境中的有利局势。彼时未至而立的父亲，毅然挑起了重担。那段时期他辗转半个中国，随叶剑英秘赴西安会晤张学良、杨虎城等，巩固我党与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并携毛泽东亲笔信晋谒时驻兰州并任甘肃省府主席兼东北军第51军军长的于学忠，实现“西北停战议和”，为后续红军主力会师甘北，打通苏联，进而夺取宁夏接通苏联的战略任务创造条件。10月，党中央明确将“晋绥”统战工作置于北方军队统战工作的第一位。父亲临危受命，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太原等地，专做阎锡山、傅作义的统战工作。他孤身一人化名入晋，牢记毛泽东“对人诚恳是不会失败的”嘱托，与阎揆情度理、廓清大势。他一方面采取了策略上的说服，将阎锡山“守土抗战”、力图自保的心理与蒋之间的矛盾作为谈判工作的突破口，使阎锡山产生了“不亡于日，亦亡于蒋”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晓之以民族大义，以热烈的革命情怀，忠实转达党中央“非抗日无以图存，非抗日无以救国”的通电精神，使其权衡利弊，转变立场，从而为晋绥两省的统战工作打开了一条通路。
父亲于太原期间，“西安事变”爆发，举国哗然，阎锡山晋绥军的政治倾向立时成为国共能否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一环。大局风云变幻，更显英雄本色。他冷静沉着，不急不躁，最终不辱使命，向阎锡山转达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抗战主张，促使其态度从反对到中立，再从中立转到“共维大局”的立场上来，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以及其他各势力的联合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后一年内，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他以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少将参谋处长兼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的公开身份，充分向社会各界群众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方针与游击战争理论，同时细致谨慎、步步为营，以坚韧不拔的耐心和智慧的谈判技巧说服阎锡山，在国家危矣、时势艰难之际不仅同意红军入晋，还共同商定黄河渡口、行军路线，并提供军需等后援物资。这是抗日战争史上值得铭刻的一页，与阎锡山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晋绥通路的开启，为后来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最前线铺平了道路，为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伟大胜利—平型关大捷创造了条件，为八路军指挥部和三个主力师进入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创建根据地，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开拓了新的战略空间。
精于谋略，以能打大仗硬仗著称
他是精于谋略，长于作战的军事家。1938年，在中原告急、武汉即将失守的情况下，为深入敌后开展斗争，创造苏鲁豫皖边新局面，父亲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为实现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互联互援的战略目的，确定了以豫东为中心，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规划。这一进军路线是无比艰难的—从“豫东”挺进“豫皖苏”，并建立我方的敌后根据地，就意味着部队须跨越与日军的交战区域，孤军深入，虎口夺食建立防区。父亲勇于承担，毅然挑起了这一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经略中原的重担。他冷静地分析战局，并着手重点做了两方面的出征准备：其一是在建立武装方面，他在河南竹沟组建了编制为两个大队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也就是后来新四军第4师前身；第二是在军事思想方面，他发表了《目前在河南应该做些什么》《论在敌人后方工作》等文章，以极具战略意义的眼光，提出了在政治上把“无秩序的逃亡，变为有计划的清野”；在军事上“不但要能在战区进行武装斗争，而且要在敌人后方进行武装斗争”；在民众工作上“能做到一声呼喊，万山响应”的基本思想，并认为应当将“发动群众斗争”“消灭敌人武装”和“建立抗日政权”作为三位一体的基本任务。又是一个9月，父亲率领游击支队指战员在竹沟的东征誓师大会庄严宣誓：“日寇犯境，大敌当前，不复失地，誓不生还！”开始了浩荡东征。此次征程，后来被新四军四师的战士们称为“伟大的十月”。在父亲的带领下，那从人数上来看绝不能算是壮大的队伍却成为了一支民族解放的铁流，它汹涌澎湃的朝向古老的中州原野，向着敌人的心脏奔流。
这支钢铁般的军队不负众望地实现了与吴芝圃等部在杜岗的胜利会师，于淮阳窦楼首战告捷，验证了迂回包围游击战术的有效性，并在此后回师睢杞太地区，取得了清剿日寇与统一战线两方面的成功。在这一段时期，父亲对于平原游击战术的运用愈发炉火纯青。为更好开展平原游击作战，他组建了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骑兵团。此后，他在东进前提出的战略构想也得到了坚决的实施。“政治上的坚壁清野”为部队在孤军深入、没有后援的情况下保留了赖以求存的宝贵军需物资；“军事上的敌后战争”已经通过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的方式得到了发展，并获得了连战皆捷的好成绩；“民众工作上完善响应”的基本思想，令他的队伍，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一支几百人的游击队，在挺进豫皖苏边区后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为一万七千余人的抗日武装，建立了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完成了初创豫皖苏敌后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宛如一把利刃插入了敌人的心脏。他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战略意图和军事思想，结合实际形成了自己的敌后斗争理念，并将这些理念牢牢地贯彻到了根据地建设与军事斗争中。毛泽东曾于1938年与1939年先后指出：“在豫皖苏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的计划是很对的。”“中央对你们取得的成绩，深表满意。”最终这支“铁的党军”发展成为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12万余众武装力量，依托根据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歼灭日伪军的敌后游击战争，造就了他轰轰烈烈的戎马生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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