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学与地域文化丛书：新文化运动与安徽》：
三、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启蒙运动
任何一个社会的转型，都绝不可能是一个偶然突发的历史现象，而是内部不稳定因素与外在社会条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这些改良主义的措施借鉴了外国尤其是日本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的经验，试图在不改变清廷封建统治的前提下移用一些西方做法，诸如废除科举、举办新学、设置法院、警政革新、创办报纸、筹备立宪组织等，以缓解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在安徽，这些具有西化倾向的改良主义措施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但是，这场清末社会变革是清政府在西方势力的直接压力下被迫进行的，“清政府实行新政，作为国家权力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一环，带有强制性和掠夺性，掌握地方权力的官绅将由此增加的财政负担转嫁到民众身上，使其已经苦不堪言的生活更加艰难，因而激起普遍反抗、毁学、抗税、抵制户籍调查的风潮层出不穷”。与此同时，随着西方国家对中国军事侵略的加剧，一向以世界中心、泱泱大国自居的中华文化在以“船坚炮利”为后盾的西方文化面前黯然失色，特别是《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中俄密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更显示出传统文化的颓势，这一现状激发了全国各界包括安徽知识界人士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救亡图存的社会形势引发了知识群体的革新意识，面对新旧转变、寻求出路的社会文化需求，一批具有革新意识的知识分子站到思想战线的前沿。他们开始探索中华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出路，通过组织革命团体，开展爱国运动，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他们大都与清末民国间的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学者、革命者和教育者集于一身，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的共性，也是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不是后继的启蒙者要去补前此辛亥革命的救亡者的不足，而是他们自始则承担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重任。革命与启蒙并举是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强烈的价值取向，并符合中国所面临国势凌夷、文明落后的双重困局”，这也让安徽新文化运动获得了历史性机遇。
1902年初，因听闻清政府要和沙皇俄国签订密约，陈独秀和潘赞化由日本回到了安庆，和葛温仲、何春台等人一起组织当地的世族子弟及青年学生，在安庆的藏书楼发起了拒俄演说会，“是时参加者，安徽大学堂学生十余人，安徽武备学堂学生十余人”。他们宣传民族、民主思想，集会讨论拯救国家的方法，探求革除时弊的途径；为了扩大宣传，还将藏书楼所存的书报全部展出，供人阅读，并向当时安徽的有识之士大力推荐由康有为、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等社会时政报刊；在藏书楼专辟阅览室，陈列各种“从东京、上海等地带回的革命书刊”。从这个层面看，安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当为此时的安庆藏书楼。
根据1902年签订的《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沙俄军队应该分三期撤回远东境内。但是俄方不仅拒不撤军，还向清政府提出7条无理要求，企图霸占东三省，并对当地的民众随意打杀。消息传来后，1903年5月17日，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桐城公学各学堂学生约200人，以及看到大会组织事先贴出的“知启”（通知）而赶来的100多人，集会于安庆北门拐角的藏书楼内，举行了拒俄爱国演说。5月26日的《苏报》报道了演说会的盛况，“是日大雨，到者故止此数。书楼甚窄，多立门外而听”，“此吾皖第一次大会，而居然有如许气象，诚为难得”。虽当天大雨滂沱，但与会人员仍“众情踊跃，气象万千”。各学堂计划参与演说会的学生更是“纷纷告假，多有不上课者”，他们准备联合起来要求巡抚“电阻俄约”。
作为此次活动的号召人、发动人和组织者，陈独秀第一个登上讲台，开始了“安徽爱国会演说”。他逐一批驳俄国提出的7项新要求，“诚如是约，举凡政权、商权、矿路权、兵权、税权，均归俄人之手，则东三省已非我有”，并大声疾呼：“全国人既如上沉梦不醒，我等既稍育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庶使后世读中国亡国史者，勿谓此时中国无一人也”（《苏报》，1903年5月26日）。在这次集会中，陈独秀发起并成立了爱国会组织，“安庆各学堂及机关人士，参加者日益踊跃，凡声所播，闻者兴起”。安徽爱国会的宗旨是：“因外患日亟，结合士群为一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为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苏报》1903年6月7日）《苏报》1903年6月7日刊发《安徽爱国会拟章》时，就此发表按语说：“此事于国家前途大有影响，事虽不成，其拟章实是为安徽志士之一纪念，故录之。”
“清朝末叶，安徽的革命运动，发端于安庆藏书楼演说”。“藏书楼演说虽昙花一现，然实为安庆革命第一声，安庆为革命枢纽者，亦基于是也”。它对当时安徽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沉寂多年的安徽社会活跃起来，新型知识分子群集并开始发声。藏书楼演说标志着陈独秀等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在安徽政治文化舞台上崭露头角。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依靠明君、清官来进行社会改良，而是转向“对下”启蒙，以“开启民智”的方式来争取自己对于中国政治社会及文化思想界的话语权和领导权。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开展的思想启蒙活动主要形式是文化宣传和讲演鼓动，着力点是国民的思想启蒙及爱国意识的培养。这一群体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活动，不仅给予当时封闭的社会以震动，而且促进了安徽地区文化的更迭，推动了社会评判标准、伦理规范以及大众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的重建与更新，开启了以社会言论方式进行新文化运动动员之先河。
……
展开
